在这篇文章中，我用「工资奴隶」代替「工人」，因为对「工作」的含义有许多不同的想法。我还考虑到，「工人」在社会上被赋予了表彰性的评价，这掩盖了它的真实含义：奴隶。在这里，我批判「工资奴隶」为一个系统分配给个人的角色和身份，这个系统要求佢们大规模地在身体和精神上屈服。只要一个人扮演了这个角色和身份，佢就是「工资奴隶」。在这个角色和身份之下，是一个混乱的独特性，它用解放的潜力来武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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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问到「什么是无治」时，我的回答很少会提到那些在学术上把它定义为一种「主义」的历史上流行的哲学家们。我个人与无治的关系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对我来说，无治与其佢任何政治理念的区别在于其实践的反政治性。作为一个无治主义者，我毫无招募群众去推翻体制的倾向。我不希望构建有说服力的方案，鼓励「工人」加入政党、投票、争取更好的工资——更不用说继续当工资奴隶了。我除了自己的无治项目以外一无所有：从工资奴役和社会控制中夺回我的生活。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项目，对所有试图对我进行分类、限制和控制的东西都抱有敌意。
我们所熟悉的事物，如总统选举、警察、银行和工资奴隶制，都是为了维持秩序而构建的社会系统——一种通过胁迫、剥夺权力和恐惧来维持的秩序。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了政府机构，它占据了地理位置并将所有权施加于此。这种占领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垄断暴力的机器，以及对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任何人的奴役。如果没有常态化服从和心理战的逻辑，对一群人的奴役就不会成功。为了获得生存所需的垄断资源，被征服的人群被迫通过工资奴役来再生产并维持这个建制：用奴役来换取货币工资。这种社会控制的根源是对个人的支配——这种支配加强了个人对群体的服从逻辑。为了满足左派的春梦，我们想象一下每个工资奴隶都决定辞职，所有没有工作的人都决定不找工作。那些垄断资源的少数人将很快失去佢们保护垄断资源所需的一切人与物。在暴力力量的征用下，这些人可以团结起来，摧毁那些维持等级制度的权力。但正如多年来所显示的，资本主义和奴隶-主人关系的延续性是复杂的，并以各种方式得到加强。
作为一个反对工作的无治主义者，我仍然会确认工资奴隶的压力和对贫穷的恐惧，佢们屈从于奴隶制的个人理由以及伴随着这些事情的巨大痛苦。我不能否认物质主义积累、消费主义和有毒的逃避主义的力量，它们起到了转移注意力和平息愤怒的作用。我看到过冷漠被人格化，成为一种终生的执着，被那些在情感上过于软弱以至于无法打破资本主义的囚禁的人所拥抱。大规模反抗的想法是理想的，但不幸的是，这是空想主义。工作场所正在不断发展，以更多地适应工资奴隶的需要。这包括但不限于，作为无聊的补救措施，一个社交网络的平台和通过经济安全的情感安慰。这些与工作有关的微小的个人关系在阻碍组织大规模工人反抗的努力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换句话说，许多人享受工资奴役，甚至会破坏组织反对工资奴役的努力。假定人们是一个愿意起来反对体制的无差别集合体是不准确的。但是，与其依靠大规模的造反，不如依靠不可控制的、不可预测的个人造反的力量。这些造反是由单胞（cell）或「独狼」个人组成的，佢们将造反作为一种日常实践，而不是等待中的未来的现象。作为一个前工资奴隶，我会确认一个工资奴隶个体的独特历史和人格，佢们对自由的渴望，以及伴随着佢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蔑视而压抑的愤怒。我会确认佢们对每一个压迫佢们的社会统治构造的憎恨。我会确认佢们因害怕被称为「疯子」或「怪人 」而被紧锁的野性。我会确认佢们所拥有的、社会试图将其病理化并消除以维持精神标准化行为独特性。
这么多的规范、角色和身份从出生就被塞进我们的喉咙——被压迫的「世界工人」到现在还没有把资本主义砸得粉碎，这真的奇怪吗？在社会的监狱里，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鼓励，让我们不仅成为独特的野生自我，而且将我们对社会控制机器的敌意变成武器？往往在预先构建的身份的禁锢下得到鼓励的个性——这种身份在出生时就被指定，是资本主义社会运作所必需的——由社会来定义，而不是无限的、不受控制的自我发现的混沌。由于我们看待世界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野性被道德化为一种需要驯化和管理的邪恶野蛮。野性是对自然界的技术殖民之敌。那么，无治主义的野性是什么样的呢？无治主义的野性拒绝征服个性的社会构造系统的控制和支配。凡是有社会构造试图征服个人独特性的地方，都有一个政治化的项目在发挥作用。这个项目（往往试图获得主导地位）负责正常化标准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个人被从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生命降为「工人」的身份，或者——按照此文的说法——「工资奴隶」。
不可治（ungovernable）是什么意思？在不可治的自我发现中会出现生存问题。如果没有生存的本能，那些从我的劳动产品中获利的资本家就不会有奴役我的筹码。食物、住所等是需要佢人劳动来维持的必需品。在需要大量人口维持的制度下，个人找到获得自己的食物和／或创造自己的住所的力量是被阻止的。今天，住所（用水管、电等装潢的工业建筑）是由一群人（工资奴隶）制造的，然后卖给其佢人（消费者）并由佢们居住。在这里可以发现异化，那些购买或租用空间的人与它的建造没有直接联系。就像人们在杂货店购买食物时，佢们与食物的真正来源（例如屠宰场）是脱节的，因为有其佢人承担了收获、加工和包装的工作。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每个人保持的筹码是生存。通过垄断资源，拥有最多的人可以奴役拥有最少的人。那么，如果无治主义者拒绝「工资奴隶」的角色和身份，佢们以何种方式生存？如果一个人决定用直接行动武装自己的欲望，那么佢如何拒绝被老板或主人奴役，并继续保持对资源的获取？在资本主义下，从那些垄断资源的人那里征用资源被认为是非法的。正是这里无治主义脱离了社会改革的文明概念，并找到了与非法性的亲和性。
当我谈论非法主义-无治主义时，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因为对每个人来说，佢们的解释都会受到佢们经历的独特情况的影响。非法主义无治在20世纪初发生在全球各地，并持续至今，有一段丰富的历史。在此文中，我将重点讨论与资源征用有关的非法性，以此作为反对工资奴隶制的论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非法主义无治正是对将我的无治主义活动局限于公开的、自由主义化的、大众化的拒绝。它是试验那些拒绝法律和秩序的限制性道德准则的生存方法的日常实践。这是混乱的武器化，我从中找到勇气和力量，快乐地发现新的生存方式——所有这些都绕开了工资奴役。我已经厌倦了老板、单位，以及强迫我的身体在响亮的闹钟声中醒来。我在三十三岁时从工资奴隶制中完全退休，我完全没有想要回头。那么，我怎么吃呢？如果没有单位发我出售的劳动力赚取的工资，我如何生存？一个经常难以记住的现实是，一个人生存所需的一切已经存在于环境中。除了多作物游击队式园艺和觅食，食物在商店里堆积如山。创造性和破坏性的工具被囤积在五金店里。垃圾箱里装满了各种资源。从个人身上被偷走的是与这些资源的直接联系感。通过习得的消费主义，人们把自己单单看作消费者——基本上，「如果我没有钱买这些食物，我今晚就会饿肚子」。通过恐惧，资本主义和国家一起平息了一种健康的愤怒，这种愤怒可以促使我们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异化——但这种异化使消费者保持被动：如果你用自己的双手做的东西，你会觉得它与你有更多的联系。但是当别人做的东西，你在商店的橱窗里看到它，就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愤怒的情感理由或打破法律和恐惧的障碍的动机较少。类似于我在工厂工作的时候，一个产品是由多个人拼凑起来的。如果每个人只负责生产整个产品中的一块，那么该产品的生产作为一个整体，与工人个人之间就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工资奴隶不会与佢们生产的东西产生关系，因为单一产品是由多人生产的。
这个过程不是在颂扬个人主义，而是在颂扬工作场所的集体主义——这是鼓励生产力和为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团结「工人」的有用工具。社会所不鼓励的是个人的创造性反叛，即制定计划和想法来破坏保护资源的安全机器。商店的摄像头、防损员（或我们中的一些人简称为「LP」）、附着在物品上的磁性安全装置，等等。当人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工作上，也许在计划下一步支付什么账单的时候，前工资奴隶有机会利用空闲时间，尝试不同的想法，如何免费获得东西。在工厂（或杂货店、办公场所等）勤奋工作的八个小时，可以是八个小时的战略规划、评估和实验非法活动。
另一个机会是挣工资的人在工作场所尝试非法活动。当然，风险要高一些，因为这个人为了获得工作会交出个人信息，但可以借助工作场所内部的角度来提供利用工作场所安全薄弱环节的机会。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没有遇到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这可能是由于佢们对工作的依赖程度超过了工作场所盗窃的任何好处。
回到反工作的角度来看非法主义，当涉及到生存资源时，没有费在工资奴役的时间可以用于仔细规划、个人恐惧评估和寻找目标。 当社会迫使我们进入学校以灌输行为的一致性和服从性时，我们很少有机会了解自己和自己的能力。在学校和我们的家庭、操场和社区街道之间，我们被允许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进行游戏。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游戏是想象力的欲望、探索和发现的具体化。这些都是观察和理解一个人的环境以及佢与环境的关系的基本工具。嵌入这种关系的是由经验和个人欲望组成的「自我」。但在如此狭窄的时间范围内，一个年轻的个体只有有限的探索范围，相反，随着心理发育，开始内化消费主义、生产性和负责任的成人主义的说辞。
不过说真的——大多数人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能说什么呢？除了一些逃避现实的形式或者源于个人欲望的爱好活动之外，许多人的生活只是工资奴役，支付账单，购买物质主义的垃圾，再做一些工资奴役来储备金钱。妈的，人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利用现在来准备或确保未来——未来的存在往往本身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当如此多的「自我」被限制、制约，并以工资奴隶的生产力来定义时，一个人能够了解自我到什么程度？无论是阶级还是社会，在资本主义下个人的地位是由佢对物质的控制和与物质的关系决定的。但是，不如想象一个不受资本主义束缚、不服从于唯物主义表征的「自我」？或者一个拒绝传统的社会建构的分类分配，拥抱作为无治主义存在的生活的 「自我」？一个非法无治的生活允许每天都有创造自我的无限可能。
在我看来，拒绝工资奴隶的角色和身份，在个人层面上破坏了社会控制的稳定性。既然确保资本主义的基础（或任何需要大规模征服才能持续的系统）必须向个人灌输坚定的工作道德，那么拒绝工资奴役的个人会受到各种社会压力，包括个人判断、嘲笑和贫困的威胁。建立起对自己的信心，不受社会压力的影响（以及对自己的创造力和避免贫困的决心的信心），就是夺回作为一个人的权力。这是一种将「自我」从「无产阶级」、「工人」或「工资奴隶」的角色和身份中夺回的力量。
就像对所有社会固定身份的混乱否定一样，在与违背「工资奴隶」的社会身份和期望之中存在着力量。这种力量也破坏了「群体」（或正式的组织、社会、群众等）强于个人的假设。如果「群体」无法征服一个人，这个人就有可能激发其它个人从「群体」中解放出来。一个群体，或系统性建制，只有在组成它的个人服从的情况下才是强大的。如果没有顺从的个人来加强「群体」的力量，就没有群体——只有有力量的个人。
总统、政客、警察和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权力，各种形式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都需要个人的服从。没有个人的参与，任何系统的延续性都会解体。这就是个人性不仅重要而且强大的原因。在资本主义下，拒绝工资奴役需要勇气；同化性的顺从是以饥饿和贫困的威胁在心理上胁迫的。顺从的逻辑只有通过无畏的自信和成为社会不可治者的愿望才能被否定。
一个个人主义的无治主义者能改变世界吗？尽管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我有什么资格说不呢？不同的人受到不同事物的启发。对某些人来说，与别人的文字发生个人关系可以打破世界观。这些文字用个人的行动武装起来，可以引发社会不服从的火焰，可能会繁殖成自发的快乐解放的焰火。点燃个人反叛的不是爱撒谎的、两面三刀的学者或委员会（无论是否隐形）的领导，不是政治计划，也不是流行的套话。在我的观点和经验中，它是对「自我」强大、独特和狂野的发现和再认领。从这个角度来看，无治主义的非法性否定了内化的工人主义的驯化的一致性。非法主义的无治以叛乱对抗法律和秩序，将野性的混乱作为个性保存下来，对抗社会的同质化效应。作为对个人探险的日常探索，重拾和重塑自己的生活是一种反对社会化的内疚和压力以放弃年少逆反的无治。
工资奴役是游戏、个性和自由的敌人。社会体系需要将个性征服于同质化的成员身份或固定的群体身份，以维持其存在。所有的社会体系都有一个相似的公式：为了获得资源，个体性被交给了群体。在资本主义下，工资奴隶——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无产阶级」——是一个预先配置好的身份，其作用是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这包括个人向主人交出佢的身心，以换取作为资源派发条的工资。但对于用资源征用的非法性武装起来的无治主义者个人来说，无治就是不受许可的生存。
无治不能通过历史书、工作场所的改良或新社会制度的限制来体验。无治主义与不断的变化的野性的节奏同呼吸，不受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和秩序约束。在对「无产阶级」身份和角色变革性抛弃之中，我以我的无治为乐。没有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未来革命需要组织或等待。只有今天，没有明天的保证。没有任何魅力非凡的领袖来打开自由之门。只有以欲望的解放弹药来定义的无治的个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