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人自治6

第六章 工人的自主管理

介绍

集体化是革命形势的自发产物。工业体系已经崩溃，恢复生产是绝对必要的。但工人们拒绝回到旧的剥削制度。他们要求征用资本家的财产，由他们自己进行完全的集体自我管理。

苏希（Souchy ）指出，在许多企业中，立即实现了完全的集体化。在许多私有制企业中，作为完全集体化的前奏，工人控制委员会承担了部分控制权，密切注视着企业的运作。在全面集体化下，真正的工人自我管理被建立起来。工人从自己的队伍中选出技术/行政委员会来管理企业。这些委员会对工人负责，并执行他们的指示。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委员会被立即撤换。

在组织上，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也适用于集体化企业的结构，这些原则指导着CNT的250万工人的协调。工人自我管理和联邦制的原则，有效地恢复了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提供了食品、衣服、住房和公共服务，得到了成功。

工人的自主管理

7月19日击退法西斯之后，大的商业和工业财产被其所有者抛弃。铁路、城市交通、大金属厂和机械厂、纺织业的老板都消失了。作为反对法西斯军事政变的措施，工人号召的革命大罢工使巴塞罗那和郊区的经济生活陷入瘫痪。随着法西斯分子的失败，工人们决定重返工作岗位。但大罢工并不仅仅是一次争取更好工作条件的罢工。老板们都走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不知道如何恢复生产... ...

工人们以前是听命于老板的雇员，但现在他们有责任接管整个经济的控制和管理。简而言之，工人从此必须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有效管理。

然而，我们不能按照一个详细的预设计划来设想社会化或集体化。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在这种紧急状况下，一切都必须随机应变。就像在所有革命中一样，实践优先于理论。理论实际上是根据紧迫的现实情况而被改变和修改的。认为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方法逐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同那些认为只要政治权力落入工人阶级手中就可以轻易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人一样，都是错误的......。

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更正确的表述是：必须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警察和公共权力，为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和建立留下自由的道路。而且还必须强调，新经济生活的创造者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好准备，对他们的组织任务、目标和策略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每一种社会理论中，都有相当程度的乌托邦。这样做是好的，因为没有乌托邦的因素，就不可能有新的东西产生。实现目标的方法，必须从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中产生......。

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社会化是从集体化开始的......。虽然社会化是自发的，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在他们的工会和团体大会上，在他们的小册子和书籍中，革命的问题被不断地、系统地讨论着。在无产阶级胜利的明天，必须做什么呢？必须粉碎政府机构。工人必须自己管理工业。工团必须控制一切经济生活。工业的相关部门必须管理生产。地方联合会必须管理消费和和分配。

革命者在革命第二天的当务之急是让人民吃饱饭... 在革命中，饥肠辘辘的人民将不可避免地被不择手段的冒险家和煽动家所害。当街道上还回荡着枪声时，阿斯巴斯托斯委员会(Comites de Asbastos)已经开始了基本食品的分配工作。 这些委员会起源于街区和地区(Barrios)。

各委员会在大仓库中收集和储存物资。市场在工会的控制下仍然开放，工会委员会受命向其供应商品。委员会的流动单位从周围的农场和村庄收集粮食，安排它们与城市交换产品。各委员会建立了分配制度，对短缺的供应品进行配给。例如，牛奶、鸡、鸡蛋等物品被留给医院和其他紧急情况下使用。受伤的民兵、儿童、妇女和老人首先得到救助。一开始就建立了与供应商自由交换的制度：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发行了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付款凭证或收据，这些凭证或收据由工会和加泰罗尼亚政府担保，并可在日后兑现......。

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坚持下，政府没收了银行，冻结了所有被怀疑和被判定与法西斯合作的人的账户。在革命的高潮，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重视金钱。 从教堂、修道院或富人豪宅中没收的纸币甚至没有被清点过，而是免费地交给了委员会或政府。有时，纸币与宗教图像、财产所有权、工业股票和债券、国库券等一起被烧毁。金银则被留作对外兑换之用。这些组织很快意识到，这些钱不能被浪费或销毁，反而可以而且必须用来从国外购买武器和其他物资--这是中央政府粗心或故意忽略的。

CNT工人对被征用财产的集体化是自发的。工人们在路障上冒着生命危险，拒绝在同样的条件下返回工厂。CNT的红黑旗在被征用的工厂上空飘扬。为了保证高效的生产和服务，原来在同一工厂工作的工人和友好的技术人员自己接管了各自企业的行政、控制和管理。

从1931年起，CNT的工人就组织成了全国工业联合会（National Industrial Federations），这种准备工作有利于进行必要的革命重组和协调......。一个工业的生产中心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单位。每一个被征用的资产阶级单位都由工人大会自由指定的最能干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进行管理。

在某些行业，集体化的规模远远超出了地方。它涵盖了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整个地区和整个行业。这种集体化被称为 "工业社会化"。例如，巴塞罗那的木材工业，从森林中的伐木营地到木制品成品的生产和销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协调单位。

为了从机器和高效的手工作业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小作坊被整合成了大型的现代化工厂，称为talleres confederales。这个程序也保证了技术发展的最大化。

另一个例子是烘焙业。与西班牙其他地区一样，巴塞罗那的面包和蛋糕大多是由数百家小面包房烘烤出来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潮湿阴暗的地窖里，到处都是蟑螂和老鼠。所有这些面包店都被关闭了。更多、更好的面包和蛋糕在新的面包房里被烤出来，新的面包房配备了新的现代烤箱和其他设备。

尚不能实行集体化的企业被置于工人的控制之下。业主的财务和其他运作受到密切的监督。这些工厂的管理委员会被指定为监察行政人员、检查公司的经济情况、估计产品的真正价值。他们收集有关订单、物料成本、各项交易、机器状况和工资的数据；警惕财政上的欺诈行为(特别注意业主及其傀儡的反革命破坏行为)。

工人的控制往往是征用的前奏：在过渡时期，控制委员会转变为集体化公司的技术/行政委员会。（在所有情况下，控制委员会和技术/行政委员会都是由工人大会选举产生的）。这些生产、分配和管理的方法在所有解放区都被采用或自发地发展起来，并且受到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影响...。

在工人控制的观念上，UGT和CNT的根本区别在于，UGT与雇主合作，尽可能地压榨工人，而CNT则行使控制权，对雇主进行检查，以期除掉他，全面接管管理。

渔业是阿斯图里亚斯的第二大产业，渔业的集体化还涉及加工厂、鱼罐头厂和鱼干加工。社会化是渔业工人自发实行的。在城市和乡村，合作社联合在一个叫 "省合作社理事会 "的组织，负责分配工作。在试验的头几个月，货币被废除了。只要出示各种面值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证，就可以购买家庭用品。渔民带来他们的商品，并以这些卡作为交换。根据CNT和UGT之间的协议，在桑坦德(拉雷多省)试行了类似的制度。

Sindicatos Unicos全会(1936年12月)制定了社会化的准则，其中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工业制度的荒唐无能。引用如下：

大多数小型制造厂的主要缺陷是分散和缺乏技术/商业准备。这妨碍了它们的现代化，难以合并成更好、更有效率的生产单位，阻碍了协调... 对我们来说，社会化必须纠正每个行业的这些缺陷，重新组织它们... 为了使工业社会化，我们必须按照一个总计划，把每个工业部门的不同单位合并起来，以避免竞争和其他妨碍有效组织生产和分配的困难...。

这个文件在集体化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工人们必须考虑到，部分集体化终将退化为一种资产阶级合作主义。在竞争性的集体化体系中，企业将取代典型的分门别类的垄断企业，不可避免地退化为官僚制：这是导致新的社会不平等的第一步。集体最终将像旧的资产阶级公司那样，以同样凶猛的手段发动商业战争。因此，必须扩大集体主义观念的基础，把一切工业的有机团结放大并落实到和谐的共同体中去。这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从一开始就阐述的社会化概念......

工人控制与工人自主管理

工人控制是目前在西方社会学家和产业管理者以及社会民主工会领导人中流行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被称为 "参与"、"民主化"、"共同决定 "等词汇。一些人希望解决先进资本主义中工人的无聊和异化，工人控制被认为是一个有希望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解决方案中，工人被赋予了一点影响力，拥有十分有限的决策权，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一点也不重要），可以工作场所的条件施加影响。工人的控制，在资本家认可的有限形式下，被认为是对工人日益增长的非经济要求的回答。

工人的自我管理，也就是像西班牙社会革命那样，通过集体化和联合来行使工人的权力，则是非常不同的。自我管理并不是工人与资本家老板之间的一种新的调解形式，而是指工人自己推翻经理，在自己的工作场所承担起管理的责任。自我管理是指把工作场所的所有工人组织起来，组成工人委员会或厂委会（或农业集体），由其作出以前由老板作出的一切决定。自我管理也不允许把权力送给官僚。工人们会为了某个目标而指定代表，这些代表是可以随时召回的。

在西班牙，社会革命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革命往往止步于工人的完全自我管理。但是，理想，即工人们所奋斗的目标，是足够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