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人自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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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7月19日之前还是之后，无论哪个党派执政，坚定不移地粉碎革命运动的决心都是共和国政府政策背后的主旋律。至少在这一点上，所有的敌对派别都达成了一致。

政府和各党派开始了他们对CNT的强大攻势。他们耐心地重组了国家，重组了正规警察，并装备了一支军队。同时，他们没有给工农集体提供任何财政援助，让它们因缺乏资金而枯萎......。他们企图把商品和土地归还给原来的主人，用一切手段破坏经济的改造。同时，他们有计划地拒绝武装CNT，同时通过密集的宣传，使舆论反对 "CNT-FAI的不负责任的、不受控制的集团"。

反对社会革命的政党联盟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它已经酝酿了很久。将无政府主义者纳入反法西斯阵线和组织自由主义集体，是这些人非常不情愿地容忍的。他们认为没有其他选择。在内心深处，他们中的许多人宁愿佛朗哥的胜利也不愿意社会革命。但是，考虑到形势和CNT-FAI的力量，他们不能冒着过早发动正面进攻的危险。

加泰罗尼亚的反革命

在7月19日法西斯袭击前的关键时期，加泰罗尼亚半自治政府(无政府主义的大本营)发起了第一次破坏CNT-FAI地位的背信弃义的行动。这个政府的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Luís Companys）知道，如果没有CNT的帮助，他的政府无法打败法西斯。CNT -FAI承诺与所有反法西斯势力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打击共同的敌人。但当被要求向工人提供必要的武器时，政府以没有武器为借口拒绝了。当工人们尽力帮助自己，从 "马克斯-德-卡米利亚斯 "号（Marques de Camillas）和 "马加莱内斯 "号（Magallenes）战舰上取走200多支步枪和其他物资时，警察局长公然要求工人把武器还给政府。政府在向自己的警察部队和民兵队大肆供应武器的同时，一再拒绝向工人提供任何武器。绝望的情绪和即将发生的悲剧感，被桑蒂兰形象地描绘出来。

甚至我们提出的一千支步枪的适度要求也被拒绝了... ...袭击的前一天午夜左右，民兵司令阿兰根将军来到总统接待室，发现孔帕尼斯正在和一个工农兵代表团争论，他们要求至少把突击卫队的一半武器送给没有武器的工人。孔帕尼斯又含糊地答应说，他将 "很快在适当的时候分发武器"。杜鲁提打断了他的话。"我们必须行动起来。现在不是空谈的时候。我们不会为了满足一个顽固的政客，就因为缺少武器而被法西斯屠杀。从现在开始，CNT和FAI将进行战斗！...... “

我们已经全面组织了巴塞罗那的防卫工作。CNT-FAI的武装工人民兵在街上巡逻，并在所有战略要地驻守。路障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政府的警察袭击了我们的巡逻队。我们多次打电话询问因携带武器而被捕的这个或那个同志的命运，但都被忽视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不得不集中一切力量保护自己不受警察的攻击，警察甚至试图没收我们仅有的几件武器......。

桑蒂兰报告说：

我们从船上缴获的步枪、左轮手枪和其他我们设法收集或征用的武器，以及总局勉强给我们的100件旧的小武器，是我们打击35,000名装备精良的法西斯分子的全部武器。

7月17日，也就是佛朗哥军队进攻巴塞罗那的前两天，政府的检查员禁止在《团结报》（Solidaridad Obrera）上发表一份宣言，这份宣言详细说明了保卫巴塞罗那的重要安排，并鼓励工人。当天下午，FAI的地区委员会被迫将宣言印在一张传单上，在全城和郊区散发。

在工人粉碎法西斯分子两天后（7月21日），孔帕尼斯突然变得非常友好，邀请CNT-FAI代表团与他商议形势的变化。他承认CNT是加泰罗尼亚的主人，他的政府是无能为力的，他提出辞职。如果CNT愿意，他将作为工人的仆人和反法西斯党派的统一战线继续任职。他提出的继续任职的建议被天真地接受了。这个提议被证明是一个重新上台的计划的一部分。孔帕尼斯是一个老狐狸。

他以如此高超的技巧操纵着事物，一点一点地重组了法律机关和国家权力，使革命工人组织沦为他的政府的事实上的傀儡。

9月26日成立的新的政府理事会实际上意味着孔帕尼斯政府对革命工人组织的篡夺。著名的《集体化法令》（1936年10月24日）表面上使革命的征服合法化，实际上确立了政府的管理，并最终扼杀了加泰罗尼亚的集体化工业和集体农庄。

卡巴耶洛-共产党联盟扼杀革命。

共产党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反革命叛逆行为已经得到了应有的强调，怎么夸大都不为过。但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及其领袖卡巴耶洛（也是反革命的设计师）的勾结却很少被提及。

卡巴耶洛政府于1936年9月8日上台执政，1937年5月15日被废黜，由共产党人内格林接任。当卡巴耶洛最终与共产党人决裂时，他并不是因为反对共产党人的反革命纲领，也不是因为反对共产党人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异见团体的暴行。他的主要动机是恐惧，害怕共产党人将最终控制社会党。在他执政期间，卡巴耶洛和他的盟友进行了对西班牙自由意志集体的清算。伯内特-波洛腾（Burnett Bolloten）的开创性著作《大伪装》（The Grand Camouflage）（伦敦，1961年）专门研究了西班牙悲剧的这一方面，是一本非常好的研究著作。下面几段总结了其中的要点。

内战前，卡巴耶洛与CNT-FAI的关系几乎是摩擦不断。就在内战之前，1936年4月24日，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机关报《团结报》（Solidaridad Obrera）称卡巴耶洛是 "一个处于胚胎状态的独裁者"，他赞成 "在工人阶级胜利起义的明天，建立社会党的绝对霸权"。

相反，在内战前的几个月里，左翼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之间的官方关系是最友好的。以至于当时的UGT总书记、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实际领导人卡巴耶洛赞同社会党和共产党工会组织的合并以及两个青年组织的合并。1936年3月，以卡巴耶洛为首的社会党马德里支部提出了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融合。而在1936年8月，卡巴耶洛邀请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加入他的政府，他们也这样做了。此前，共产党领袖何塞-迪亚斯（Jose Diaz）曾热情地称赞他是 "最接近革命道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道路的人"。

1936年7月19日，在军事叛乱和社会革命的双重冲击下，共和国的警察权力崩溃了。法西斯分子企图发动的政变之所以被镇压，主要是由于战士们高超的技巧和智慧的工作。慢慢地，国家开始着手消灭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是一致的。顽抗的民兵被解除了武装并被逮捕。政府接管了一个又一个地方的公共秩序管理。在卡巴耶洛政府的领导下，数千名新成员被添加到民兵中。1936年9月卡巴耶洛内阁成立时，全西班牙有15600名警察。到1937年4月，仅忠诚派西班牙就有4万人(约占西班牙面积的一半)。

1936年12月，卡巴耶洛政府经共产党同意，下令解散自发的革命委员会，代之以政府的市级和省级委员会，而在这些委员会中所有人民阵线党派和工会都有代表参加。卡巴耶洛政府决心解散承担国家职能的革命机关。社会党报纸《Claridad》(1937年2月19日)和共产党机关报《Mundo Obrera》(1936年12月25日)都公开反对革命委员会，认为它们是国家权力的障碍。后者评论说。

毫无疑问，目前它们["内战开始时在城镇和乡村设立的众多机构"]。.极大地阻碍了政府的工作。

在共产党人以及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看来，还有必要打破集体化工厂，特别是基础工业和集体农庄中革命委员会的权力。国有化将削弱革命左翼的主要力量来源之一，同时将农业和工业企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团结报》（1937年3月3日）抗议说

这些反动派，... ...享受着闻所未闻的官方援助，正努力通过攻击集体农庄来接管它们，目的是结束土地革命。

1936年7月19日革命事件发生前几周发起的反革命运动，在1936年12月和1937年春的几个月里势头强劲。为了准备不可避免的决战，他们竭尽所能地破坏CNT-FAI的威信，破坏革命成果。

在阿利坎特（Alicante）和穆尔西亚（Murcia）之间的黎凡特地区发动了对集体农庄的第一次大进攻（1937年3月），率先发动进攻的是宪兵队、民兵队、突击卫队和其他警察部队，其他的警察部队变成了炮兵，政府为他们装备了大量的火炮和坦克（甘迪亚（Gandia）地区布置了18辆坦克，阿尔福拉（Alfora）布置了13辆）。共和国在前线无法有效地与法西斯分子作战，就用懦弱地攻击本阵线上的集体农庄来弥补自己的无能。

农民同志们预料到了这种攻击，他们准备尽可能地进行抵抗。他们没有坦克，用过时的手枪和两门旧大炮作战。政府计划首先冲击图拉拉（Tullera）和阿尔法拉（Alfara）这两个战略村落。但几乎整个地区都被惊动了，邻近的村民拿着猎枪去击退袭击者。贾蒂瓦（Jativa）、卡尔卡根特（Carcagente）、甘迪亚和苏埃卡（Sueca）等地区联合会集中力量，组织了 "甘迪亚阵线"。卡塔罗哈（Catarroja）、利里亚（Liria）、蒙卡达（Moncada）、帕泰纳（Paterna）和布里亚纳（Burriana）的村民建立了 "维拉内萨阵线（Vilanesa Front）"。当农民得到CNT的增援时，战局转而有利于农民。

在黎凡特的卡莱拉地区的战斗持续了四天，最后政府无法突破，便向另一个方向进攻：向塞拉（Sella）。最后在CNT的干预下，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双方的俘虏和武器都被归还。但政府违背停战协议，我们的一些俘虏（大多是年轻人）很久以后才被释放。虽然我们的同志有伤亡，有死有伤，但集体农庄远没有被摧毁。相反，他们从冲突中脱颖而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整个行动是由右翼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内阁中的战争部长英德利西奥-普里托（Indelicio Prieto））与共产党一起秘密发动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暂时达成了和解。

随着反法西斯的战争和针对集体化的反革命的进行，加泰罗尼亚成为一个焦点。在这里，革命的成果得以保存，工人们仍然保持着武装，反对国家的复辟。在这里，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联盟（PSUC）也决心结束革命。决战在1937年的五月到来。联盟在无政府主义的据点巴塞罗那发动了全面攻势，借口是必须解除CNT对中央电话交换机的控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此之后，我们的同志开始遭受大规模的系统性迫害，我们在各条战线上都失去了阵地。各政党与加泰罗尼亚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Luís Companys）（当他不再需要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时，他转而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结盟，把我们所有的同志从最重要的岗位上驱逐出去。斯大林主义者接管了对警察部队的控制。

共产党领袖科莫雷拉（Comorera）成为加泰罗尼亚的经济部长。科莫雷拉不能完全破坏CNT工团的优势影响，他滥用他的巨大权力（与中央政府结盟）破坏生产，然后把责任推给CNT。他与共产党人一起渗透到战略工会的地方和商店，甚至企图把巴塞罗那交通系统和其他企业的控制权还给资本家。随着国家恢复控制，对我们同志的破坏和暴行不胜枚举。

1937年巴塞罗那 "五一 "政变后，新任命的共产党农业部长文森特-乌里韦（Vincente Uribe）出人意料地发布了一项法令，使全西班牙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合法化，而不管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组织起来的。事实证明，这项法令是个骗局，目的是为了掩盖反革命联盟摧毁集体农庄、把土地交给前资产阶级地主的阴险计划。乌里韦的行动表明了他的真实意图。在他的电台广播中，乌里韦一再敦促农民不要加入集体农庄。他保证恢复小业主和中产阶级业主的农田。他改组了反革命的黎凡特农民地主联合会，建立了反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的青年组织 "突击大队 "以帮助集体农庄收割为借口（当时人手严重不足），遍布列文特和加泰罗尼亚，只为渗透和摧毁集体农庄。

摧毁集体的主要攻势（1937年6月上演）是对阿拉贡集体农庄发动的。当时正值收获季节。由共产党人指挥的Carabineros（警察部队——译者注）征用了各集体农庄运送农产品的卡车，并没收了货物。稍后，根据他们在巴巴斯特罗的指挥官的命令，宪兵队突袭了各集体农庄(在战争部的授权下)，捣毁了一切东西，没收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他们以需要进行进攻为借口，动员了收割庄稼急需的年轻人。其他村庄的情况也是如此。而当这些年轻人被派往前线的时候 来自其他地区的、从未被派往前线的闲散部队就被部署在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村落。这些寄生虫大快朵颐，吃着美食，整天玩着pelote（巴斯克人的一种游戏），而麦子却因为缺乏人手而躺在田里腐烂！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但这还不是全部。最坏的情况还在后面。1937年7月，由臭名昭著的共产党军官恩里克-李斯特（Enrique Lister）指挥的正规军机动大队残酷地袭击了这些集体农庄。这些如此 "英勇 "地攻击集体农庄的部队，在面对贝尔奇特的法西斯分子时，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惊慌失措地逃走了！！！。

30%的集体农庄被彻底摧毁。在阿尔科拉·德辛科 （Alcora de Cinco），管理集体农庄的市议会被逮捕。养老院里的年长的退休者被赶了出来。在其他集体农庄中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比如，马斯-德拉斯马塔斯（Mas de las Matas）, 蒙佐（Monzon）, 和 巴尔巴斯特罗（Barbastro）。 仓库、商店、合作社市场和设施被掠夺和破坏。在1937年10月在巴伦西亚举行的全国农民大会上，阿拉贡代表作了以下报告（我们把这个报告摘录下来）。

超过600名集体农庄的组织者被监禁。政府指定的委员会没收了粮食市场、土地、牲畜和工具，并把它们归还给法西斯家族的成员或法西斯嫌疑人。收获物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征用和分配，甚至包括集体饲养的牲畜。在某些村庄，如波顿（Bordon）和卡拉切特（Calaciete），他们甚至没收了种子。

破坏如此之大，以至于西班牙共和国受到饥饿的威胁。反革命分子被证明没有能力恢复生产，他们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迫停止掠夺，允许重新建立集体农庄。虽然一些集体农庄得到了重建，但这一崇高的运动却被无可挽回地粉碎了（解散、国有化或恢复为私人垄断）——这是一场巨大的历史暴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永远也不会被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