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人自治13

工人自我管理的趋势

一张CNT-FAI的海报，内容为“革命与战争密不可分”

西班牙的社会革命在许多方面是自由意志主义革命，例如其唯意志论方法和反官僚主义原则。但最重要的或许是工人自我管理的实践，体现在城乡工人们自由组成的集体和他们联邦制的协调形式中。

Frank Mintz在他的《1936至1939西班牙的集体化》（La Collectivization en Espagne de 1936 á 1939）前言中写道对于西班牙集体化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因为：

集体化管理的问题…“自我管理”，“工人控制”的集体化与联邦主义理论一致…甚至比以往更加适用…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中央化集权导致了工业的不合理集中…为了复苏经济，各种社会团体（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神职人员）提倡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工人参与到工业之中…(pp. 2–3)

如今，东西方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府人员。管理者和政治家都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工人管理（分权，集体化，共同管理），这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而主要是因为技术使得这种组织运作的形式成为了必需品。但是只要仍然与资本或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些在工业和农业方面各种各样的自我或共同管理就是欺诈，一种为了他们的奴役而在群众中寻求合作者的有效手段。

例如，南斯拉夫的实验（有各种名称比如“工人管理”，“自我管理”，“共同管理”，“集体化”，或者“公社”）被认为是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的，脱离苏联模式的农村集体化和工业共同管理。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们声称这些措施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将会消亡”的预测。在他们激烈的派系争端中，俄罗斯人指责他们的南斯拉夫同志与“早已破灭的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式的乌托邦幻想”眉来眼去，并声称这是由西班牙国际旅中的南斯拉夫成员引入的（这暗示了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系）。但是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系统在经过仔细研究后被证明式一个无耻的谎言，在本质上与俄罗斯的极权主义模式并无差别。Daniel Guérin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敏锐的研究后总结出以下事实：

无论是在南斯拉夫还是阿尔及利亚…自我管理都步入了由独裁者，军队，警察国家组成的框架，它的骨架由一个单独的政党组成…一小部分人…企业的真正管理者们…使自己长期处于独裁者的位置，将自己从他们所傲慢轻蔑的普通工人中割裂出来。大多数企业中的党支部伪造选举…向工人委员会施压以迫使他们通过事先做出的决议，并操纵工人的全国大会…(pp. 145, 146, 147)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从来没有尝试将经济的控制权交给工人。早在1952年，他们就确定了他们的党将会继续执政。根据党的官方报刊Borba记录，763名企业董事全部都是活跃的党员：“所有的董事都明白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忠诚于党，国家任命他们到这些职位上来作为他们对党的热诚服务的奖励…”(Borba, Feb. 13, 1952, quoted in Noir et Rouge, Paris, 1966, p. 18)

另一个更近的“革命”和极权主义经济的例子是古巴。Guerin引用了René Dumont所著的Cuba: Socialism and Development一书中的内容，他是一位经济专家，同时也是卡斯特罗的支持顾问。Dumont 痛惜经济的“过度集中”和管理经济的“独裁”方式。一位博学的波兰朋友表达了Dumont 的观点：“古巴开启了又一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恶性经济循环。Dumont的建议非常类似于西班牙自由意志主义集体所制定的组织原则：真正的自我管理，包括工厂中的自主生产单位和农业上的小型生产合作社联合。Guerin在148页（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指出以“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为模式的古巴劳工运动被卡斯特罗摧毁了。

要有真正的自我管理就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工会运动，独立于权威和单一政党，从工人自身中展现出来，并同时组织他们。

Dumont之后又写了一本书并取了一个揭露性的标题 Is Cuba a Socialist Country? 以谴责卡斯特罗政权使得古巴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一步的退化和军事化。他对他标题的回答是否定的。Paul Zorkine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说到：

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委员会的理念与国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而当这两者尝试共存时，国家并没有“消亡“，恰恰相反，是国家吞并了委员会…(Noir et Rouge, April, 1966, Zorkine’s emphasis)

工业，城市和农村的自我管理理念并非是“管理者与劳工之间的伙伴关系”或者国家与臣民之间的那样，而是作为自由社会的基石，在现代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转变中越来越明显的成为最为先进的要素。尽管（可以预见）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趋势也常常被专制主义言论所蒙蔽，但是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对此不抱异议。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对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前书记，以及阿尔及利亚本·贝拉政府的原成员米歇尔·帕布罗的采访。

问：为了工人控制和自我管理的斗争提供了一种与我们所熟知的“社会主义”所不同的类型。我们已经习惯了革命…然后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来计划并直接管理几乎被完全国有化了的经济。人们普遍认为…这虽然意味着官僚主义的增生和工人权力相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减少，但这是快速发展的最佳途径…这种基于“经济”的理由是否合理？
答：我完全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它们（“欠发达国家”）持久发展经济必须基于建立自我管理的公社。这些国家必须被视作公社的集合，每个公社不仅仅代表行政单位，也应是经济单位，来实行它们自己的计划和社会发展。(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for Workers’ Control, Vol. 2, No. 5, 1970)

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和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人们对国有化工业的幻灭感越来越强。尽管还没准备好彻底废除国家，人们还是意识到必须限制国家的权力，这也驱使着人们寻找威权主义的替代方案。而这种搜寻也越来越向着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向进行。确实，正如Geoffrey Ostergaard恰当指出的那样，工人控制¹是“一个正在发展的想法”。这种新的兴趣促使人们对从罗伯特欧文开始到现在为止的工人控制趋势的历史和意义进行深入研究。大量有关这个主题的最新文献堆积如山。但是，直到这项行动被关于西班牙革命那无与伦比的建设性成就的文献所必不可少且充分的充实之前，它都将是悲剧性的不足的。

希望这些由各位目击者和活动家收集起来的主要原始档案将能以它们自己谦逊的方式来充实这种需求并激励他人。

¹：在本书中我大体上使用工人自我管理来代替工人控制。自从Geoffrey Ostergaard在六十年代早期完成Anarchy42一书以来，工人控制的概念就一直被他采用。在之后的章节中有对这两个概念在现在的差别的简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