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人自治12

西班牙革命打破了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神话，即“过渡时期”。该理论认为，在向完整的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手段可以与目的分开。在“社会主义”下，保留一些资本主义的必要之恶是关键的。因此，工人的工资是根据它们的产量而非需求支付的。根据这一理论，布尔什维克没有严格的废除工资制度，甚至没有去平衡工资。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自由意志主义集体就切实的移除了工资系统。在那些由于共和政府，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盟友的阻挠而无法实现的地方，他们就尽可能的使收入平等（大多数社会化城市企业都是这样的）。革命创立了“家庭工资”，即不根据劳动量来分配商品和提供服务，而是根据家庭成员的数量和需要来分配。对于独居的人也做了类似的安排。

在十月革命之后半个多世纪里，计件工作仍然盛行。人们只需要将“斯达汉诺夫”(“Stakhanovite ”计件工作的“劳动英雄”)的高收入与不那么“英勇”的普通工人的低收入对比一下。或者更直接的，将那些已有的党的高层，官僚份子，技术官僚，军官以及出卖自身的“知识分子”所享受的特权和他们在城里的公寓，他们在乡间的别墅，他们的家庭佣人等等，与普通苏维埃家庭的低生活水平相对比。

邪恶的“暂时”容忍渐渐被固定下来并形成制度化的极权国家机构，并由能够自我延续的统治阶级管理，只有另一场革命才能将其驱逐。

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相反，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清楚的表明了自由意志主义组织形式对专制独裁的方法的实际优越性（即使是在著名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来自基层的合作与自由合意比自上而下的法律统治取得了更好的结果。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者甚至没有掌握社会重建的最基本规则，即如何让事物重新运行起来。尽管他们擅长于政治诡计和夺取政权，但这些“社会主义建设者”们对于如何组织哪怕一个村庄集体都没有最模糊的概念，更不用说恢复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经济生活了。例如：

Andrés Nin 喜欢告诉他同志说1936年巴塞罗那公共服务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的速度比1917年的莫斯科快许多。(Broué and Témime, p. 170)

被清洗的布尔什维克“左翼反对派”Victor Serge （他是一位没有完全拒绝他所学的一切的前无政府主义者）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当局在处理经济危机时灾难性的低效。在寻求另一个结局经济问题的方法时，他解释了自由意志主义组织原则的重要性：

布尔什维克政权由于自己的偏狭和对所有领域的权力与自发性的完全侵占使其在自己所织的罗网中挣扎…只有通过释放被国家所扼杀的合作社来吸引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自发性，并邀请各种团体来接替管理各种经济活动的不同分支才能复兴某些行业…总而言之，我支持一种“社团的共产主义”——与各种国家共产主义形成对比…我认为总的生产计划不应当由国家高层至上而下的制定，而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全体大会和自发的专业会议协调的结果。(pp. 147–148)

不幸的是，这些创造性的社会生活形式（工会，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人议会，合作社和其它基层组织）在经历了常年的战争和困苦之后疲惫不堪，无法抵御组织良好的共产党专制力量的冲击。那些为了从布尔什维克篡夺者中挽救真正的俄罗斯革命而采取的诸如喀琅施塔的叛乱，农民起义，罢工和消极抵抗等英勇尝试都被粉碎了。

Serge所谈论的自由意志主义原则的实际应用恰恰就是西班牙革命的成就，与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及本世纪大多数的革命经历）。西班牙的集体是根据西班牙的历史传统和无政府主义-联邦主义原则自发形成的。

西班牙革命中的实践表明可以立即引入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措施。革命必须同时摧毁旧秩序并呈现出联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探索通向自由的新道路的革命者们越来越倾向于考虑这些因素。

这些集体不是根据任何单一的计划构想的，也不是被迫遵循某种特定的框架。自由意味着多样性，读者将会在接下来的选择中看到工人们为了解决他们的日常问题而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办法。Souchy根据他在访问农村集体和城市社会化企业期间的观察总结到：

经济多样性，即集体化和私有企业的共存¹，并不会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恰恰相反，经济多样性正是自由社会的真实展现和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而国家为了国家利益而实行统一的经济制度，将不可避免的损害人民的利益…²(Nacht über Spanien, pp. 151–152)

而无政府主义者Diego Abad de Santillan则更加明确的指出：

在每个地方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和互助主义的程度取决于当地的情况。为什么要制定规则？我们不能在经济中否定我们作为目标的自由。因此，必须有试验的自由，主动性和建议的表达自由以及组织的自由…我们对工厂的工人，雇员和技术人员会如何组织自己不感兴趣。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最为根本的是，从革命的一开始，生产和分配的力量就已经紧密凝聚（协调）起来了。(After the Revolution, pp. 97, 98, 99)

西班牙革命比其它任何革命都更成功的在自由和最少分歧的条件下有效的协调了这种混合经济。许多个体与小农户都加入了集体，不是通过武力胁迫，而是因为目睹了合作的优势。西班牙自由意志主义集体的现实政策和人道主义精神也赢得了技术人员，专家和科学工作者们在重建经济生活方面的合作。并且与那些倾向留在集体之外的人也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背弃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共产党同样也粉碎了1936到1939年的西班牙革命，这是双重的历史悲剧。同样也导致我们远离了西班牙革命的真正成就和教训。

·布尔什维克革命与俄国社会革命

在1917年革命前后的危机与失败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非社会革命应当如何实现的唯一构想…另一种基本的理论，同样也是设想一场全面而完整的社会革命，已经形成并在革命者和劳动人民之间传播开来：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理论。

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就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国家”并组建一个“工农政府”以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由精英——他们的精英——来组建一个“工人政府”并建立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引导社会变革并解决巨大的社会问题。而群众应当忠诚，盲目，机械的执行这些计划，决议，命令以及“法律”来帮助这些精英（与自由意志主义认为的精英应当帮助群众相反）。至于军队，也应当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一样，盲目的服从“精英”。

无政府主义者的想法是改变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根基，而不诉诸于政治国家，政府或者任何形式的专制力量。也就是说不通过政治和国家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是在推翻最后一个资本主义政府之后，通过自然和自由的行动，经济和社会，工人们自己的联合…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由数百万男男女女的团结努力所带来的自由和自发的集体，并在其中协调他们所有的需求和利益、力量和能力，才能使革命的问题被良好的解决…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通过他们经济，技术以及社会组织间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及“精英”的帮助之下，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由他们自愿组织的武装力量保护，那么劳动群众便能够有效的推进革命。

这即是，且仍然是这两种思想的本质区别。这也是1917年俄国剧变时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革命构想。

（以上内容引自Voline所著《Nineteen-Seventee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Betrayed》一书）

¹：Souchy在此处指的是没有进行雇佣劳动的企业

²：自由社会中的经济多样性不能等同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在面对农民以使城市挨饿为胁迫时所不得不批准的大大小小程度不等私人企业。更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所宣称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