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一个反抗者的话（仅前十二章，后七章录入中）
#author 克鲁泡特金
#cover w-o-words-of-a-rebel-1.jpg
#SORTtopics 无政府共产主义
#date 1948年
#source 平明书店出版<br>希铁石z于2023年3月修订简体版
#lang zh
#authors 克鲁泡特金
#translator 毕修勺

** 简体版修订说明

这次的《一个反抗者的话》简体版是根据毕修勺、巴金译，平明书店1948年出版的《克鲁泡特金全集》第三卷修订的，作为公共的知识财产在互联网上自由分发。除了将繁体转为简体并添译一篇序之外，还修改了部分现今已不流行的译名（如“喀德鄰第二”改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并添加了数个新的脚注，只能算是一点微小的工作，如若愿意帮忙勘误，不胜感激。

本书的脚注分为五种：著者注、著者俄文本注、译者注、编者注、修订者注。

其中，著者注是克鲁泡特金于1885年法文初版所立的脚注；著者俄文本注是克鲁泡特金于1919年俄文本所立的脚注；译者注是译者所立的脚注；编者注是编纂1948版《克鲁泡特金全集》的编者所立的脚注；修订者注是本次修订新立的脚注。

                     希铁石z<br>2023年3月19日

** 前记

《一个反抗者的话》是克鲁泡特金的第一部革命的著作。这书的前几章是在1879年中写的。他写这几章的时候，他看见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无产阶级的再度觉醒，拉丁诸国劳动运动之迅速的发展，俄国青年之热烈的献身精神，德国社会主义宣传的扩大，以及欧洲一般的经济情形之濒于崩溃，他以为一个全欧洲社会大革命就要爆发了（作者后来在1904年5月为本书意大利文本作序时，曾这样说过），他仿佛在向他的同胞们预言一个新时代的降临，他好像要领导他那些目前尚陷在贫穷与劳役中间的弟兄去争取新的黎明，所以他在那些文章里用了不少煽动性的词句。奔放的热情无法制止地从他的笔端流下来，他的心同着全欧洲无产阶级的心一块儿在跳动，他丢开了写地理学论文和调查报告时用的那种文体，丢开了为自然杂志写科学文章用的那种文体，他现在要为劳动阶级讲话，要向劳动阶级讲话，他要唤起劳动阶级的热情，也要敲击资本主义社会的丧钟。德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洛克尔（R. Rocker）说：“在这书里面燃烧着克鲁泡特金的革命的激情。他的精神所感受的一切，他的心灵所铭刻的一切都在这书里找到了一个及其深刻的表现。”这评语并不是夸张的。

克鲁泡特金写这书中所含的各章时，他的年龄不曾到四十，他正在青春，但他已经经历了一长段丰富的生活，和革命的斗争以及入狱逃狱的壮剧。他本是一个俄国皇族，却为着革命放弃了爵位和财产；他本是一个有成就的地理学家，却为着革命牺牲了学术界的荣誉。因此他能深刻地理解革命，更能真正“燃烧着革命的激情”。他有着深厚的科学的修养，所以就在他燃烧着革命的激情，充满着青年的热情时，它还能够保持他那科学家的头脑，他还能依据慎密思考的理解。在全书中他始终保持着两个特色：唤起行动的热情与合于论理的分析。此外作者还有着丰富的学识。像“代议政府”“法律与强权”“革命政府”“反抗的精神”等篇，洛克尔评为“证明作者渊博的历史知识之光辉的论文”，早经分印小册，在世界各地散布甚广。至于“告青年”，则早已成为社会主义宣传品中的古典作品，差不多有了全世界各种文字的译本，单是在中国就已有过三种译文，流传二三十年，数目在十万册以上，正如洛克尔所说：“从这燃烧着最深的人类爱与最高的理想主义的字里行间，人们第一次得以正确地理解那个惊人的运动的精神（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这精神当时感动了成千的青年男女，使他们抛弃了以前的生活，甘愿过那种手工匠、农工、看护妇等等的艰苦的日子，去向人民报告关于他们的就要到来的解放的消息。”

本书各章和作者的后一本著作《面包与自由》一样，是用法文写的，在日内瓦出版的法文刊物上发表的，所以也和《面包与自由》一样，书中引证的事例常常取自法国的生活，作者是以拉丁诸国的读者为对象而写这书的。后来作者在1919年为俄国劳动之声社校订本书的俄文译本时，曾经为俄国和别的国家的读者加添了不少的脚注，最后关于社会革命与经济改革这个问题，作者还根据新的材料添上一篇“跋”，我已经把它们译出添加在中文译本里了。1919年的俄文本是本书的最新的本子（石川三四郎的日文译本出版虽较后，但那是根据法文本翻译的），可是距离现在也将近三十年了。而出版期更早的法文本则是六十几年前的旧作。书中所举事例到现在看，有的也稍嫌陈旧，可是作者的主要的论据到今天还不曾被人推翻，新的事例反而供给了更多的补充材料。不但这样，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以后所写的“跋”中预言的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实现，而在第二次大战刚结束的今天，人们又在呼吁“防止第三次大战”了。今天读着作者在1919年12月所写的这一段话：

  “<strong>只要某一国家以为自己应当从事制造品的大量生产来赚钱致富，并且把另一些落后的国家拿来任意分配</strong>，好让那些落后的国家来供给它们需要的原料，而它们<strong>自己却靠着别人的劳力积蓄起财富来</strong>，只要这样的事情存在一天，那么像上次大战那样残酷的战争<strong>便不可避免</strong>，并且还会有更残酷的战争。”

谁能不“毛骨悚然”！

毕修勺先生的译文由我匆匆校阅了一次。译者另有序文一篇为我删去，现在只将那“序”的最后二节录在这里：

  “本书的原名是《一个反抗者的话》，共十九篇，其中有十几篇是二十年前我在巴黎工作的时候译成的，文字方面颇有生硬与难懂之处，此次经我完全重译过；‘告青年’一章有巴金的译本，现在征得他本人同意，仍用他的旧稿。”

  “本书与《面包与自由》（法文本原名‘面包略取’）是姊妹作；本书是批评性的，凡盛行于今日的各种制度，都用科学的眼光加以批评，如我以上所说，是陈述病原的著作；《面包与自由》是建设性的，探出病根之后，施以对症之药，使人类可以恢复健康，社会可以达到安乐；法国大文豪左拉誉为‘真理之诗’，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的巨制，故读了本书之后，必须再读《面包与自由》，才能窥见克鲁泡特金学说的全貌。”

                     巴金<br>1947年6月5日

** 爱利赛·邵可侣序（法文本序）

彼得·克鲁泡特金在监狱中[1]与我们的社会隔绝，迄今已有二年半了。他所受的刑罚是残暴的，但强迫他缄默，使他对于最关心的问题，不能说话，则格外令他难受：如果不把他的口封住，他的被囚或者较不苦痛。他要恢复语言的使用，他要与他的朋友重作业已中断的谈话，或者还须经过许多许多年吧！

强迫我们朋友忍受的沉默期间，一定不是落空的，但由我们看来，这似乎是太长久了！生命很快地隐遁过去，我们悲哀地眼见光阴月以继年地流逝了，而这世间最真实最高尚的声音，却仍被关在深暗的牢狱中，不为我们所听见。喧噪于我们耳际刺伤我们耳鼓的确是平庸的谎言，欺骗的说话与故意编造的似是而非的真理；人们硬要拖延时间，不使我们能早日听见这诚恳而明白的语言，大胆地宣告人间的权利。

克雷服（Clairvaux）[2]的囚徒，从他的牢狱深处，固然没人与朋友们谈话的自由，但我们至少还记得我们的朋友，还有方法搜集他从前发表过的言论，这就是我个人所能担负的义务，我现在就很荣幸地来完成这个工作。克鲁泡特金自1879年至1882年在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反抗者》[3]中所发表的文章，由我看来，就有印成单行本的价值，它们不是随偶然的事变写成，而有自然的逻辑程序。思想的热烈给它们以必要的统一性。因忠于科学的方法，著者首先陈述社会的一般情势，说明它的耻辱、缺点、冲突与战争的因素；他研究国家的颓败现象，他指出累积在旧废墟中的显著裂缝。其次，他申说现代历史是适于无政府进化方面的经验与事实，他指明这些事实的正确意义与其所含的教训。最后，他在“充公”一章，把他根据观察与经验的思想，作一结论，并向善意的人们，不以知识为满足而愿意起来行动的志士们呼喊，要他们立刻参加解放的运动。

我不想在这里称颂著者的伟大。他是我的朋友，如果把我对于他所感到的好处，和盘托出，人们也许要怀疑我在瞎说或偏袒。我们只请它的法官甚或狱吏说出他们对于克鲁泡特金的感想就够了。凡是观察过他个人生活的人，没有一个不尊敬他，不钦佩他的崇高智慧与充满仁善的心胸。大家都承认他是真正高贵，真正纯洁的学者。就是因为这些可敬的性格，他得过着流亡与被囚的生活吧！<strong>他的罪就是爱护穷人与弱者，就是代这些穷人与弱者抱不平。</strong>舆论都一致尊敬这个人，可是看见监狱之门仍然固执地对他关着，大家并不感觉惊奇，好像崇高的性格与献身的人品自然要受苦难似的！在监狱天井中见到克鲁泡特金并与他交换敬体的时候，我们势必自问：“我呢，我为什么还是自由的？”这大概因为我没有被禁在这里的资格吧。

然而本书读者毋需多看著者的人品，他们顶好注意他所陈述的思想的价值。这些思想，我很信任他把它们呈现给正直的人们，希望他们对于著作，不要再开卷之前，就下判断，不要在没有听见之前，先发议论。请先祛除你们的成见，请暂时不要顾到你们自己的利益。翻开此书的时候，请单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请暂时不要注意它的实行。著者只向你们要求一件事，就是请你们暂时注意他的理想！新社会实现时，大家都有幸福而不让少数特权者独占大家的财富。如果这个愿望——不论它起初听起来如何飘忽——的确是诚意的，而不是一时的嗜好或兴致，那么，就有一种意象掠过你们的眼前，你们不久或者会同意著者的主张。你们倘若与他同一愿望，你们就会懂得他的说话。不过，你们预先要知道这些思想不会使你们达到荣耀的地位，它们永远不会有高官厚禄的报答；反之，它们或者会使你们的老朋友发生疑虑，因为信仰它们，或者会使在上的统治者给你们以突然的打击。假如你们要追求正义，你们就应该等待不公道的迫害！

本书出版的时候，法国正在举行选举。我不会太蠢笨地把这本著作介绍给候选议员的人，他们还有别的“义务”要尽，不过，我要一般选民把《一个反抗者的话》拿在手里，我尤其要请他们仔细阅读“代议政府”那一章。他们将在那里看见他们应如何信任那些不择手段地谋取国会代表位置的人们。现在一切都说得好听。候选者是全知全能，无懈可击的完美人物，但是选出之后的代表又将如何呢？待他们最后有了一份“王权”的时候，他们也会如过去的国王一样，为权力的眩晕所迷，因而失掉一切机智与美德么？他们真的决定履行他们屡次预许的诺言么？他们在谋事者与游说者的龌龊环境中，怎么能维持他们的人格呢？假定他们进议会的时候还是有德行的，在议会中混久之后，怎么能不腐败地出来呢？在这阴谋环境的影响之下，我们看见他们从左转到右，好像被命定的机械所拖着似的：他们简直是时钟的假人一样，以庄严的态度出来，在钟上敲了钟点之后，即虔诚地转到钟壁的后面去了。

得救之门不在选择新的主人。现在竟要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基督教的敌人，来向自称基督教的整个社会，提出被尊为神的耶稣的说话：“不要称任何人做：主人！主人！但愿各人都做自己的主人。请不要把头朝向官的讲坛，请不要期待这喧噪的议会给我们以自由的说话，还是请听听从下层发出，有时要经过牢狱铁栅的语声吧。”

                     爱利塞·邵可侣[4]<br>1885年10月1日于Clarens（瑞士）

[1] 1882年下半年法国里昂因丝业工人过于贫困，发生两次炸弹案件，该地的资产阶级大起恐慌，六十左右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捕，反动派报纸指克鲁泡特金是革命运动的首领，克氏于12月22日早晨，在法国东部土农（Thonon）被宪兵逮捕，押至里昂；审判时，加以“莫须有”之罪，结果，克氏与其他三人，均被判处五年监禁。——译者

[2] 克氏被禁的监狱就在此地。——译者

[3] 《反抗者》（Le Révolté）半月刊1879年2月再瑞士的日内瓦创刊，由克鲁泡特金等人撰稿。——译者

[4] 爱利赛·邵可侣（Élisée Reclus，1830-1905），法国著名地理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著有《人与地》《地与人》《大地理》及《进化与革命》等书。——译者

** 自序（俄文本序）

本书各章原是为我们的法文刊物《反抗者》（Le Révolté）写的论文，从1879年它创刊时起到1882年为止连续在该刊发表。我们的刊物当时在日内瓦出版，以拉丁诸国（尤其是法国）的读者为对象，因此我们的文章中所引证的事实常常取自法国的生活。这些文章的目的在于——首先基本地阐明无政府主义，并批判现代的社会：特别注重无政府主义中对于国家、政治权利、代议政体、中央集权以及一般的权力等等的见解。

在这类的批判之后我又打算来阐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理想，和我们的建设性的工作，我写了关于“充公”的文章（后来被编作本书的最后一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另一系列论文的开端，但是它刚写成，我就在法国被捕了。

1883年正月我被判处五年徒刑，在这期间我无法给我们的刊物寄稿。当时我的好友爱利赛·邵可侣积极地参加了我们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工作，他把我以前在《反抗者》上面发表的文章编印成书，在1885年出版。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题名：《一个反抗者的话》（Paroles d'un Révolté）——显然他想到了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德拉梅内[5]的那本有名的书：《一个信仰者的话》（Parole d'un Croyant）。

本书中有几章早已译成俄文，由我们在日内瓦出版，共分二册，题名是《现代制度的崩坏》。俄文全译本也已在1905年刊行，书名却被译作：《一个反抗者的演说》，现在我们仍沿用旧译名，但它已不能完全符合邵可侣的意思了。

这册新译本我曾仔细地校阅过，其中有两三章还是重译过的。

本书的续篇有俄文译本，题作《面包与自由》，也是将我在《反抗者》（Le Révolté）和《反抗》（La Révolte）[6]上面发表的论文编印成书的。我在那本书中，解说了在最近的将来社会革命发生时我们所谓的<strong>建设的工作</strong>是什么一回事，这就是说，怎样来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和平等权利为基础的社会；但这建设工作并非由政府发布命令来完成，也不是由上而下，由复杂而简单的建设，这确实依据无政府的原理而进行的建设——这即是说<strong>由社会本身</strong>来进行建设工作，由村、区、同业公会、合作社等等简单的细胞到城、省以及全体人民等复杂的有机体。

我已在前面说过，《一个反抗者的话》和《面包与自由》二书中间有一段过渡的桥梁，即是本书的末章“充公”。这文章中引述的那些事实得到了一般人的热切的注意，因此我又加添一点补充的解说，即是本书的“跋”。

                     彼得·克鲁泡特金<br>1919年12月5日于Dmitroff村<br>（巴金译）

[5] 德拉梅内（F. Robert De Lamennais，1782-1854），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前做过牧师，后来渐渐左倾。1834年公开脱离教会，刊行《一个信仰者的话》一书。1840年因社会主义思想和对教会的攻击被判处一年徒刑。1848年被选为国民议会左派代表。——译者

[6] 《反抗者》后移在巴黎出版，因宣传反战主义而备受压迫，在1887年9月改名《反抗》（La Révolte）。

** 第一章　现势

我们坚决地正开大步，向着震动一时的革命前进，这革命将如1848年一样爆发于一国而使各邻国皆起响应，彻底地推翻现社会的根基，另予以新的生命源泉。

为着肯定我们的说话，我们用不到引用德国著名历史学家[7]和意大利大哲学家[8]的论据，虽然他们深刻的研究过近代的历史之后都一致推断这世纪[9]的末叶必然要产生惊人大革命。只要把环绕与我们四周的事实和这最近20年展示于我们目前的情景，观察一下，我们便会不迟疑地相信，我们的断语并不错误。

我们观察的结果，只见灰色的画布上现出两种特著的事实：一种是平民的觉醒，另一种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智慧和经济的破产以及有产阶级想阻止平民觉醒的徒劳无功和奄奄待毙。

　

是的，平民已经觉醒了。

今天不论在窒闷的工厂或黑暗的小饭店，屋顶的粗劣住室或矿坑的漏湿隧道，到处酝酿着一个新的世界。这些为资产阶级所蔑视，所恐惧，而给一般大改造家以灵感的群众，也已开始讨论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到最困难的问题了，他们受着正义感的驱使，已得到很多新的结论，他们直截了当地剖析见社会的症结，新的意向于是产生了，新的概念因而形成了。

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辩声中，有两种基本的概念，逐渐响亮起来：一是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共产主义[10]；二是消灭国家，建设自由公社和国际劳动者的总联合。两条不同的路线指向相同的目的：<strong>平等</strong>，这所谓平等并不是资产阶级写于国旗和法律中，以便更容易压迫生产者的虚伪平等，而是土地，资本，劳动皆归众人共有的真正平等。

统治阶级，以暴力扑灭这些意向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以独断的手段，逮捕革命党人入狱，销毁革命的书籍，也是徒劳无功的。新的思想沁入人们的精神，一般人心皆为所动，他们现在希望新社会，正如昔日农奴之加入十字军，希望东方有自由土地与富饶国家一样，思想一时不爆发，一时流于沉睡中是可能的；如果有人阻止他生出地面，它便能毁蚀土地，不久他将乘隙而出，其力将更大于从前。你们请看法国社会主义的觉醒吧，在这15年（1864-1879）[11]的短时间中，社会主义的第二次觉醒何等有力！波涛低下，再起时一定更高。新思想只要在起初试验，稍有成功，一般人便会见出他的简单与优点。一种尝试的成功与众人觉得自己有力量，便能予平民以自豪的兴奋。

这个时期已经不远了。一切都促他到来：贫困使不幸者反省。迫不得已的失业也使有头脑的人离开工厂的狭隘范围，走入广大的街市，因而渐渐认识统治阶级的罪恶与无能。

　

这些统治阶级现在究竟在做什么呢？

当自然科学一日千里的进步，使我们回想到大革命将近的18世纪；当大胆的发明家，每日在替人类制服自然的力量，以斗争开辟新的视线时，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竟聋哑地留着，安然重嚼其陈言腐语

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些统治阶级或者进步一些吧？——还是一样！他们固执而热心地摇动其国旗的破布。他们尽力维持自私的个人主义，竭力保证人对人，国对国的竞争，并拼命坚持集权国家的专断。

他们自保护政策而自由贸易，自自由贸易而保护政策，自反动而自由主义，自自由主义而反动，自无神论而奇异仪式，自奇异仪式而无神论。他们胆小如鼠，时常目光向着过去，时常不能实现任何持久的事物

他们所做的一切与他们所预许的，成一反比。

他们曾预许我们保障劳动的自由，而现在却使我们做工厂，厂主与工头的奴隶。他们曾以组织工业，保障我们的安逸自任，而现在却给我们以连续不断的工业恐慌和贫困；他们曾允许我们有受教育的机会，而现在却压迫我们没有求学的可能；他们曾以政治的自由预许我们，而现在却陷我们与循环的反动之中；他们曾说，我们将享受和平的幸福，而现在去要我们忍受战争，无穷尽战争的痛苦。

总之他们对于自己的诺言，一概不遵守。

　

但是平民已经开始厌烦了，他们让资产阶级嘲笑与统治，经过这样久了时间之后，现在已经开始自问他们的处境了。

回答是欧洲现在的经济状况中。

从前工业的恐慌是一时的灾祸，现在已成为慢性的病症了。棉业的恐慌，金属业的恐慌，钟表业的恐慌等今日同时发生了，而且成为常有的现象。

据统计，现在欧洲失业的人数已达数百万，从这城到那场到城，到处流浪而乞食的流民也有数万人之多，他们到处骚动，以威胁的态度，要求“<strong>工作</strong>和<strong>面包</strong>”；如1789年的法国农民在贵族占据私有的富饶土地上找不到一块耕种的土地，和一把锄地的鹤嘴锄，鹄行菜色徘徊于荒漠的大路一样，今日的工人也因少数逸惰者的剥削，两手空空地找不到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和原料。

大工业生生地被破坏了，如谢菲尔德[12]的大城市也变成荒漠了。英国贫困，尤其是英国为最贫困，因为那边的“经济学家”最完善的实行他们的原则；阿尔萨斯[13]贫困，意大利与西班牙饥馑。失业遍地皆是，与失业相依的，便是拮据，或贫困；儿童饿得不成人样，脸上皆现青灰色，妇人过了一冬几乎老了五年；疾病，大刀阔斧地在工人队伍中杀害生灵——看！他们的制度使我们处在何等悲惨的情况里面[14]！

可是他们还向我们大谈其“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当矿工积煤如山，而自己却没有煤过冬。这是什么生产过剩吗？当织工织布数千丈而不能给他们衣衫褴褛的孩子做一件衬衫。这是生产过剩吗？当泥水匠建筑宏大的宫室，而自住恶劣的小屋。当女工制造衣衫美丽的木偶，而自己没有一块破布御寒。这是生产过剩吗？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工业组织吗？如更恰当地说，这不过是资本以饥饿制御工人的秘密同盟罢了。

　

据人告诉我们，资本。这积聚在少数人手中的人类劳动的产物，因缺乏安全的保障，已逃避开农业与工业了。

那么，让他脱出保险箱之后，究竟停止在什么地方呢？

不用说，他会被人安置在更有利的所在。他去装饰苏丹的后宫，他去供给战争，帮俄国人去打土耳其人，同时又帮土耳其人去打俄国人。

或者他去创设不以生产为目的的股份公司，而准备于两年内不顾信义的破产，好使提前退股的创办人大股东们赚得数百万代表“计划利益”的法郎。

他去哥达（Gothard）[15]日本，如必要时，撒哈拉沙漠建筑无用的铁路，使创办人罗斯齐而特[16]总工程师与企业家等，可发数百万的横财。

　

然而资本最大的出路还在投资世界或交易所的大赌博中。资本家垄断小麦与棉花的价格，任其如意涨跌，他们的投资一直伸展到政治的领域，若有改革或外交方面特别变动的风声。他们即随着这些风声做买卖，如我们每天所听见似的，政府的官吏也往往参加这些投机的勾当。

投机事业杀害工业，他们就叫这做商务的聪明经理，就为这种理由——他们说——我们应该维持商务。

简言之经济的混乱，已经到达极点了。

不过，此种混乱不能长久持续下去。平民们已不愿忍受这些因统治阶级的贪心而产生的恐慌了，他们愿意籍劳动而生活，而不愿终身受着贫困的烦恼。他们有时候随得着慈善事业的可耻救济，有两三年安定的工作，可是得值不多，操作过苦。他们再也不愿过着此种生活了。

劳动者已觉到统治阶级的无能了：他们无能懂得新的意向，无能管理工业，无能组织生产与交换。

平民不久将宣告资产阶级的末日了。待有相当的机会。他们就将自己组织起来，料理自己的事物。

这个时期就会到来，因为侵害工业的种种缺点，以及如春风融雪似的实现于我们目前的国家瓦解，也在促使他早日莅临。

[7] 见盖尔维努斯的《十九世纪史》导言（GERVINUS: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dix-neuvième siècle）——著者

[8] 见法拉里的《国是》（FERRAI: La raison d' Etat）——著者

[9] 指十九世纪。——译者

[10] 并非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译者

[11] 1864年是国际劳工协会成立的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劳动运动也就消沉了，到1878年才又兴盛起来。——著者（俄文本注）

[12] Sheffield在英国约克郡（Yorkshire），人口约四十余万。——译者

[13] Alsace在莱茵河与佛日山脉间，为德法两国争夺的省份，作者写此书时于德国。——译者

[14] 这几行是在1879年写的，直到1887年它们还与实际情况相符。这种经济恐慌整整持续了八年，之后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饥馑现象稍减。但也为时不久。某一些国家内的恐慌自然继续存在，而每次恐慌发生总有千万人失业挨饿。——著者（俄文本注）

[15] 圣哥达隧道在瑞士南部阿尔卑斯山中，1828年造成，长约九公里半。——译者

    这里似乎指圣哥达铁路隧道，应于1882年建成，并非二十、二十一世纪同名的隧道工程。——修订者

[16] Rothschild，欧洲富豪（犹太籍）。——译者

** 第二章　国家的瓦解

假如“工商业的混乱”，“资本主义的崩溃”这几个字能概括欧洲经济的现状，那么，政治的现状，亦可用“国家将破产””国家已在瓦解路上奔驰”等字句来形容。

试以欧洲现在的一切国家而论，从宪兵独裁制的俄罗斯一直到资产阶级专权的瑞士，你们找不到一个国家，（瑞典与挪威二国或者不在此列）[17]不是放快脚步向着“瓦解”以及瓦解而且的革命前进。

这些国家，好比失了能力的老人，面皮紧绷，脚步颤动，又加以身患痼疾，绝对不接受新思想的潮流，他们耗尽精力，却不自量，却不爱惜残年，偏要时常如乡愚泼妇，彼此撕打，以加速其自身的灭亡。

一种无可救药的病症已置一切国家于死地：这就是暮年与衰老。把众人所有的事务交给少数人任意处置的国家，这请人代庖的人类组织，已经不合时宜了。人类已经准备好新的联合方式了。

欧洲的老大国家，自十八世纪发展到极点以后，今日已进衰落的途径，已经到老弱的时期了。一般人民——尤其是拉丁民族的人民——早已想把这种阻止他们自由发展的权力取消，而代以省自治，地方自治，以及各工团自治的组织，他们用不到什么权力来代他们发号施令，他们只以众人的自由合意的契约，就够维持他们彼此间的秩序了。

这是现在已露端倪的“历史变像”，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他的实现。

假如统治阶级懂得一点时务，还明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们一定会很热心的欢迎这些意向。可惜他们毫不觉悟，死守着“传统”的偏见，心中只存着金钱的崇拜，非但不肯协助这些思潮的发展，而反以全副的精神阻碍他们，他们势必领着我们走上暴烈的革命。人类的愿望终有实现的一日，可是要籍大炮的轰击，机关枪的发射与大火的赤焰。

　

当中古各种制度遭受崩溃，新生国家出现于欧洲，并以征服诡计与暗杀等方法牢固其根基，扩大其势力的时候[18]，他们干涉人类事务的范围还不甚大。

今日国家已干涉我们生活一切表现了。自摇篮以至坟墓，他把我们紧搂在他的怀抱中，有时是省政府或县政府，有时是乡镇公所，我们走一步路都有这些东西跟在后面，每条路的旁边都有他们的跟踪出现。它们压制我们，约束我们，无时无刻不与我们为难。

它们替我们的一起行动立法。法律，命令——命令，法律，这些破纸现在已堆积如山；就是最勤勉的律师，拼了一生的精力，也读不尽，理不清了。另一方面，国家每天又创立好些新的机关，使其与旧的坏的合用，他制造复杂难解的机器，即使负责管理的专门家也感到头痛。

它制造成批的官僚，爪足钩曲如蜘蛛，他们的宇宙只在办公室的龌龊玻璃以内，他们的知识只在桌上荒谬与难懂的烂纸堆中；他们是掠夺黑隼，他们只以金钱为宗教，以参加红，紫，白，蓝的党派为披挂，他们入党的唯一目的，就是设法少做工作，多赚薪俸。

结果如何，我们是太清楚了。国家活动中也有一部分能使那些不幸而与他们接近的人们满意吗？自出世数百年以来，经过无数次的改良，它们的任务中，也有一部分不是完全无能的证明吗？

　

国家向人民征收的无数与时俱增的租税，总不敷他的浪费；他的存在总是损害我们的子孙；他负债，它已走上破产的斜坡。

欧洲各国的公债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庞大数目，差不多已超过千亿法郎了[19]，即使国家的“一切”收入“到最后一个小钱为止”都用作偿还这些债务，十五年也不能还清。何况这些债务，非但不会减少反而每日增加呢。国家的需要时常超过它的力量，这是事理使然，无可避免。他必须扩大它的职权，凡是新上台的政党，都必然要为它的羽翼创设新的位置，以为他们吃饭之地：这是命定的法则。

所有这些欠额，这些公债，即在和平的时期，已是向上增添。一旦发生战争，国债就会立刻增到不可思议的数目。这是永无止境的；想要跳出这个“迷宫”，简直是不可能的[20]。

国家已开足马力走向“破产”或“倒账”，各国的人民已厌倦了，再不愿每年将这四十万法郎的利息付给银行家；他们将宣告国家破产，将请这些银行家自己去锄地，如果他们肚饿要吃的时候。

　

谁说到“国家”必然要说到“战争”。国家设法并应该设法自强，比他的邻国更强，否则，它将是邻国手中的玩物。它必然要竭其所能削弱别国的势力与财富，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法律，政治与商约，使自己可以任意致富。为<strong>霸权</strong>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经济组织的基础，同时也是它的政治组织的根本。所以战争今日已成为欧洲的合规情况，普丹，普奥，普法的战争，东方的战争，阿富汗的战争连续不断地发生。新的战争已在酝酿，俄英普丹等国家早已准备好他们的军队，不久就会下令开战。总之，人们已经种下“三十年战争”的种子了[21]。

战争同时又是失业，恐慌，租税增加，债台高筑；此外每一战争又是国家道德的破产；每次战争之后，人民总觉得国家的无能；就在他主要的职权上也处处表示他的庸懦；它几乎不知道组织国土的防御，即使胜利了，它也脱不了失败。我们只要看看德法二国，因1870年战争而生的许多新思想的萌芽就可以知道了；我们只要看看东方战争在俄国所引起的不满意，就可以明白一个大概了。

战争与军备可以毁坏国家，它们促使国家经济与道德的破产。再经过一两次的大战，就可以把国家这架坏机器完全拆毁了。

　

外战之旁尚有内争。

昔时以为是保护众人或抑强扶弱的国家，今日已成为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地主压制农民的堡垒了。

我们称之为“国家”的这台大机器究竟有什么用处呢？——用来阻止资本家剥削工人，地主抢劫农夫吗？用来保护我们反抗债主吗？当贫困妇人，只有清水去安慰啼哭于无乳胸前的小儿，它能给我们食物吗？

不，千次不！国家，它就是剥削，投机与垄断的保护者，它就是劫掠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支柱。赤手空拳的无产阶级，既无可保的财产，就毋需希望国家来施恩，他不过是竭力阻止其解放的特殊机关罢了。

一切都是为着逸惰的所有主，一切都是反对劳苦的无产者的！从年轻时就已教坏儿童的资产阶级的教育，使青年的脑中塞满反平等的成见；教会扰乱女子的精神；法律阻止“休戚相关”（Solidarité）[22]及平等思想的交换；金钱贿赂劳动界先驱的人格，监狱与任意释放的机关枪封闭不愿接受贿赂者的嘴巴。看，这就是国家！

这会持久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人类中生产一切的整个阶级不能时常维持专门反对自己的组织。不论在俄罗斯的暴政或甘必大[23]派的虚伪下，到处不满意的人民都要反叛了。今日的历史，就是特权阶级的统治者反对人民平等倾向的斗争史。这斗争史今日一般统治者的主要工作，它支配他们的行为，今天并不是公益的原则或理由来决定某种法律或某种政令的颁布；今日政府中人所关心的只是保持特权压迫平民的斗争而已。

单这斗争，就足以动摇最强固的政治组织，假如我们所说的国家，由于历史必然的结果，已经走上衰老的末路，假如它们已经开足马力奔向“破产”，甚或为着私利，已经互相冲突；最后，假如被压迫者都已开始厌恶国家，加入这么多的原因都集中在同一目的，那么，斗争的结果一定是毫无可疑的；代表力量的平民，一定会战胜他们的统治者；国家的崩溃只是极短时间的问题罢了，最安静的哲学家也会看见行将降临的大革命的火光。

[17] 我们都知道瑞典与挪威现在也已不在此列了——著者

[18] Kostomarov，在他的关于专制政治之发展的文章中卓绝地叙述了国家权力在俄国的发达。这文章载于他的“专门论文”中，但《欧洲使者》上面发表的论文也值得一读。——著者（俄文本注）

    N.I.科斯多马洛夫（1817-1885），俄国历史家，1859-62年任彼得堡大学史学教授。——编者

[19] 现在已经超过二三十倍了。——著者（俄文本注）

[20] 美国显然是个例外。可是我们得记住以前美国的土地蕴藏之富到了不可相信的地步。现在美国土地的宝藏已被种种方式的投机家掠夺了，那情形并不亚于俄国奥伦堡一袋，而且美洲合众国已经在开始扩大国家权力，并创设义务的或支薪的官职——著者（俄文本注）

[21] 我写上面几行文字时所作的预言不幸完全应验。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1900年英国和布埃尔人的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12年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对土耳其的战争，最后便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证实了我们的一切预言。——著者（俄文本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大小战争很多，最后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战争刚刚停止一年，强国又在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了。——译者

[22] 休戚相关即是连带的关系。甲地的饥荒影响乙地的幸福；A城的疫病威胁B城的健康；某一职业的工资减少牵动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等即是休戚相关的事实。——译者

[23] L. Gambetta（1838-1882），法国政治家，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皇拿破仑三世战败被擒后，甘必大领导共和党人组织国防政府，抵抗普军，执政凡五个月。德军退出后，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当时中央政府，成立巴黎公社。——译者

** 第三章　革命的必要

在人类生活的有些时代，一种可怖的动摇，一种深入社会脏腑的混乱，就一切的关系说，实在是必要的。这些时代的有心人都开始对自己说世事再不能这样下去了；非有不可测的大事来突然截断历史的线索，将陷于污辙中的人类救出，使其走上新道路，探索大“未知”，追求新理想与倾向新生活不可。换言之，他们已觉到革命的必要，这革命是广大的，不妥协的，它不但推翻以冷酷垄断投机及作伪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不但倾覆以诡计阴谋及欺骗少数人统治方法的政治体系，而且动摇社会的智慧与道德生活，它震撼麻木，整顿风气，它把崇高的热情，伟大的兴奋，宽宏的献身等虎虎有生气的灵感吹入弥漫着恶情劣欲，狭隘欺诈的当时环境。

在这些时代，倨傲的平庸，压迫不屈膝于要人脚前的智慧，“适中”的狭小道德占着上峰，卑鄙的自私主义盘踞着一般人的脑筋，———在这些时代，革命成为一种需要，社会一切阶级的诚实人都祈求革命的飓风，希望它以燃烧的气流，毁灭侵蚀我们的黑死疫，焚净损害我们的恶病菌；扫除压迫我们窒息我们，使我们缺乏空气与光明的这一切过去的残渣，使未来的整个世界有活泼少壮与诚实的新生气。

发生于这些时代的不只是面包的问题了，反静止的进步，反愚昧的人类发展，反恶臭停滞的活动等等问题也随着起来了。

历史给我们保存着这样时代的回忆，这就是罗马帝国的衰亡；人类今日要经过第二次的同样时代。

　

如衰亡的罗马人一样，我们现在也站在精神的深刻的改变之前了，只要有便利的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事实。在经济的领域，革命若是必要的，在政治的领域，革命若成为不可缺少的良药，那么，在道德的领域，我们更加需要革命。

社会的每一成员对于其他的个人，若没有道德的关系，若没有不久便将成为习惯的某些义务，社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一切人类的团体中都能找到这些道德的关系与这些社会的习惯；我们见他们在原始的蛮族中非常发达，非常严格地实行与日常的生活中，这些蛮族可以说是最初人类的残余样品。

但是资产与地位的不平等，人剥削人的垄断，少数人压迫群众的统治，在时代的过程中，逐渐来损坏这些社会原始生活的宝贵产物。以剥削与欺诈为基础的工商业，自称“政府”者的统治不能与这些道德的原则并存；完全以“休戚相关”为起点，今日还继续存在于少数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在所谓文明的世界上已无立足的余地了。其实，资本家与被剥削的工人，军队领袖与兵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彼此间能有哪一种“休戚相关”的存在呢？

同时我们可见到宗教的虚伪道德起而代替<strong>个人与其任何同胞一体</strong>的原始道德；宗教设法以诡辩证明剥削与统治的正当，它们对于两者只谴责其过于残酷的表现。它们使个人对于他的同胞不必遵守道德的义务，他们强迫个人崇奉一个无上的神明，服从一个不可见的上帝，我们只要好好供养他的侍仆（教士）就能避免他的愤怒，买得他的恩惠。

但是今日个人，团体，民族与大陆间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人类因而不得不有新的道德义务。宗教的信仰日益消灭的时候，人类觉到，要想自己幸福，不是对一个未知的存在，而是对日常与自己有关系的同胞，必须定下若干应守的义务。他们一开始明了孤立个人的幸福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在一切人的幸福，全人群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与日俱增，无限扩大的人类道德的积极原则将起而代替“勿盗窃，勿伤害……”等宗教道德的训诫。个人与全体的“休戚相关”的情感将排斥先渎犯而后能以献祭求恕的上帝的禁令，新的道德将对我们说：“假如你自己愿意幸福，你应对别人做你自己愿意别人对你做的事情。”[24]这简单的名言，科学的归纳，与宗教的训诫完全不同，他突然开辟出人类完善与改良的大道。

在如此崇高如此简单的原则上重整我们关系的必要，每日更有力地接触于我们的脑际。但是，只要剥削与统治，虚伪与轨迹仍留为我们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一方面的成功是绝对无望的。

　

成千的例子可以引来作为我们立论的依据。我们于此只举出一个最可怕的例证，就是我们的儿童。现社会对儿童究竟做了什么呢？

人类自野蛮状态历经艰苦，逐渐进步到今日情形，敬爱儿童使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所会的的一个最优美的性质。多少次我们见到心术最坏的人也在儿童的微笑之前解除了武装！唉！不幸，这敬爱的情感今日也已烟消云散了，在我们今日的社会中，儿童若不是为满足兽欲的玩具，即是属于机器的“活肉”。

　

我们新近见到资产阶级怎样杀害我们的儿童，他们强迫这些孱弱的生物在黑暗的工厂中做着长时间的苦工。要他们做苦工[25]，还只在肉体上伤害他们，可以说还不怎样严重；腐败到骨髓的社会还在道德方面屠杀我们的儿童呢！

现社会强使教育循着旧规，只做熟练的习艺，至大多数儿童于某一年龄一定流露的高尚情感与理想需求，没有半点活动的余地，竟让稍有独立，诗意与自负性质的少年厌恶学校，不求发展，或到别处去找热情的出路。有些在小说中寻觅日常生活所缺乏的诗趣；他们脑中装满龌龊的，由资产阶级制造，为资产阶级阅读，每行只卖两个或四个铜子的文学，结果如青年的勒曼特尔（Lemaitre）一样，把另一个儿童的肚剖开，喉割断，“使自己成为著名的凶犯”。另一些则沉溺于可恶的恶习，自求逸乐；只有平庸的儿童，既无热情兴趣，有无独立情感的孩子，能无意外地达到他们的“目的”。那就是未来道德狭窄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不偷路人的手帕，倒是实在的，可是他们却“诚实地”偷窃他们的主顾；他们没有热情，可是他们却暗地里去访问媒婆，要她“替他们除去日常生活的腻烦”，他们蹲在沼泽中，如果有人胆敢动着他们的污秽，他们就会大叫一声“莫动！”。

看，这是对待我们的男孩子，至于女孩子，资产阶级的人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将他们教坏了。荒谬的读物，穿的娼妓似的洋娃娃，母亲的服饰与榜样，闺房的谈话，——种种情形都使女孩子将来倒入最能出价者的怀中。她从很轻的年龄就在她的四周散下腐败的种子；工人的孩子们不以羡望的眼睛注视这个装饰艳丽，举止娴雅，十二岁即有妖媚态度的小女子么？假如母亲是有道德的——资产阶级妇女们之所谓有道德的——结果将更恶劣！假如孩子是聪明的，是有热情的，她不久就会认识这两面道德的真实价值，它劝人，“爱你的同类，但遇可能时可以剥削他！你须有道德，但以某种程度为限……”。她窒息于这滑稽道德的氛围中，在生活里找不到半点美的，高雅的，引人入胜的，使人可以嗅到热情的东西，她当然会低着头投入第一个来者的怀中，只要她的奢侈欲望，能够得到满足。

　

请考察这些事实，请研究他们的原因，然后再请看看我们说需要一种可怕的革命最后来扫除我们社会一切污浊的根源，是否有理，因为只要腐败的原因存在，任何改造都是不可能的。

只要有懒惰阶级，以统治我们为名，始终寄生在我们的劳动上，他们总时常是公众道德的腐败中心。沉溺酒色的懒惰者，一生只求新的逸乐，心中从没有什么“人间休戚相关”的情感，即有，也已被他们生存的原则戕害了，只有最卑鄙的自私念头，受着他们实际生活的陶冶，他们一定倾向于最粗俗的肉感享乐，他们不但自卑，而且使他们的四周同时堕落。他们以钱袋与畜生的本能污辱女子与儿童，污辱艺术，戏剧与报纸，他们现在已经进行这丑化的工作;他们将出卖祖国以及祖国的保护者，待他们恐怕失掉钱袋，失掉他们享乐的唯一泉源时，他们就会假手他人来杀害自己祖国的最优秀分子，因为他们自己太卑怯，不敢亲自动手来杀人。

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道德家的书籍也不能改变什么。疫病已进入我们的大门，我们必须破坏它的根源，即使要使用火与铁，我们不要再迟疑了。因为这是人类能否得救的问题。

[24] 即中国孔子所说：己所欲，施于人的意思。——译者

[25] 这几行是看了《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勃伦夫人（Madame Emma Brown）报告麻沙诸塞（Massachusetts）州各工厂的儿童工作之后写成。——勃伦夫人与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一起，参观了大多数<strong>国营工厂</strong>之后，证实<strong>没有一处</strong>遵守童工的法律。在每一工厂中，她见到囚犯似的儿童，这些可怜生物的状态已无疑指出他们虚弱的身体中已散有慢性病症的种子，如：血衰症，身体变形与痨病等。麻沙诸塞州诸工厂的工人几乎有半数，——<strong>百分之四十四</strong>——是十五岁以下的儿童。为什么制造家要这样喜欢童工呢？因为后者的工资只占成年工人的四分之一（百分之二十四）。

    我们都知道现在欧洲虽然有所谓保护儿童的法律，可是，到处的工厂，甚至煤矿中依然塞满低龄的儿童，每日往往做十二小时的工作。——著者

** 第四章　下次的革命

在以上数章中，我们所得的结论是欧洲已在革命骚动的斜坡上了。

研究资产阶级手中所组织的生产与交换的方式时，我们见到现在的事物状态已被不可救药的腐菌所侵袭；我们见到科学与人道根基的缺乏，社会资本的疯狂浪费，甚至蔑视社会性一切的法则贪婪好利，继续不断的工业斗争以及社会的一般紊乱；我们竭诚祷祝革命日子的降临，像从前宣告王朝崩溃的情形一样，大家一致喊出：“资产阶级崩溃了”的呼声。

研究国家的发展与其历史的任务以及今日如何瓦解的情形时，我们见到这种结合的方式在历史上已尽过它所能尽的任务，今天就在它固有的职权的重压之下，倒坍下来，只好将它的位置让给新的组织，后者将以新的原则为基础，与人类的近代的意向发生更密切的关系。

另一方面，用心观察过现社会内部思想运动的人们，都很知道人类的思想今日以何种热烈的情感在重估过去数世纪遗留给我们的全部价值，并准备以新的哲学与科学的体系，作为将来社会的基础。现在不单是那班受着过分劳动与过分贫困压迫的忧郁的改造家要来批评他们所身受的可耻制度之邪恶，希望较善将来的降临，甚至学者，虽然在旧成见中长大的学者也渐渐知道动摇他们的旧成见，听着民众精神所了解的思想潮流，准备去做这思想潮流的代言人与喉舌了。“批评的大斧尽力铲除过去留给我们作为真理的一切遗产；哲学，自然科学，道德，历史与艺术等，在这破坏的工作中，一点都不让保存！”保守派的人都这样喊着说。是的，一点都不让保存，甚至你们社会制度的根基——财产与权力，也被工厂的“黑奴”与思想的劳动者所攻击了，今天不论是关心改革的人，或者怕见自己思想被人施诸实行因而激起街上骚动，掀起他们图书馆的尘埃的学者，也都认为你们的社会是罪恶的渊薮了。

　

现存制度的衰败与瓦解，一般的不满意，新制度的热烈酝酿与切盼改造的愿望，科学哲学与伦理学领域上的批评攻势与舆论的大骚动，掌握着权力者的玩忽冷淡或凶狠抵抗，一遇惊动，还有力量与勇气阻止新思想的发展。这是大革命前夕常有的社会状态；我们今日也在这同样的情况中。这不是好闹团体的过分兴奋或故意捣乱的断语；而是平静与科学的观察给我们揭出社会的内幕来；就是喜欢以“我们安心吧，我们住所中还没有危险呢”这句话，自掩其罪恶与冷淡态度的人，也不打自招地承认情势地日益恶劣了，他们已不知道我们应该走向何处去。不过他们拿这种招认安慰自己之后，立刻转身去重过无思想的反刍生活。

　

“但是，这革命，人们已喊得这样久了”，悲观主义者在我们旁边叹息地说，“就是我自己也有一个时期相信它，可是它终于不来呀！”它不来，只为着等待更成熟的时机呢！一个历史家论及十八世纪时，曾对我们说，“1754年与1771年这两次，革命几乎爆发了”[26]，（我几乎将它们写成1848年与1871年——这数目多么相似）。那两次革命之所以没有爆发，不过为着使它在十八世纪末期产生更有力更丰富的结果。

我们就让冷淡人们酣睡，悲观主义者叹息吧；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我们去研究世上这样多的人所预感所准备的革命应该含着什么性质，我们对着这个未定的大事，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吧。

我们不作历史的预言：因为尚在胎儿状态的社会学与现在还很幼稚的历史学，如历史家基埃里（Thierry）[27]所说：“不过使真理窒息于人为程式之下“的历史学，并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只提出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吧。

即使是暂时吧，我们能够承认社会各阶层中所进行的批判与这知识方面的大改造的工作，能因政府的简单的变更而即行停顿么？与日俱增的经济的不满，如果某种特殊的事变，产生某种顺利的机会（如权力的瓦解等）能不设法在公众生活中表现出来么？

提出这些问题就是解决它们。——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我们能相信英国与爱尔兰的农民如果见到他们可能占领他们渴望很久的土地，驱逐他们十分憎恶的地主时，能不利用任何骚动的机会，以实现其日夜追求的愿望么？

我们能相信，如果再发生像1848年那样的欧洲革命，那时法国只会限于罢免当权的甘必大而代以克雷蒙梭[28]，竟不设法去做<strong>公社</strong>[29]所能做的事业，以改善劳动者的命运么？我们能相信法国的农民一见中央政权的解体，能不设法占领他们邻人，女修士们的碧绿牧场，并把新近安顿在附近，且曾不断地扩大其领域的大富翁的田产，没收为公有么？我们能相信他们不站在援助他们的革命者一边。同心协力去实现工作有保障有厚酬的理想么？

我们能相信意大利西班牙与斯拉夫的农民不作同样的事情么？

我们能相信忍受苦痛与贫困，屡次被矿内煤气所杀的矿工，今日在军队的监视之下，忍气吞声，不敢稍露其不满，倘若看见军队解体，兵士不愿服从他们的长官的时候，能不设法铲除他们的矿主么？

而蹲在暗湿地窖里，指冻胃空，自早至夜，终日劳作，仍然得不到一家五口的面包费，眼见儿女。因缺食而消瘦，愈消瘦而愈可爱的手工匠，又怎样呢？而这个连每夜一个铜子房费都付不出而睡在任何街沿门脚的困苦无告者又怎样呢？你们以为他们不想在那些富丽的大厦中，找到一间干暖的房子来安置他们其实比富有者更清白的家庭么！你们以为他们不想看<strong>公社</strong>的仓库中有充分的面包可以供给没有懒惰习惯者的食用；有充分的衣服可以供给工人孩子们的枯瘦肩膀御寒，正如富有的少爷们拿它穿在细皮嫩肉的身上一样么？你们以为衣服褴褛的人们不知道大城市的仓库中有可以满足一切居民需要的货物么？你们以为他们不懂得一切劳动者如果从事于有益的生产而不为奢侈的物品工作，他们一定能替<strong>全公社</strong>以及临近其他<strong>公社</strong>生产充分的必需品么？

最后。我们能承认这些随时说，到处讲，一遇恐慌时期（我们还记得巴黎被围的情形吧！）即自动地出现在人人口中的事物，等到平民自觉有力量的日子，不被他们拿来实行么？

　

人类的常识已回答了这些问题，请看他的回答吧：

下次的革命将有不同于过去一切革命的普通性质。这不是<strong>一国</strong>卷入漩涡而是欧洲的<strong>多数</strong>国家。假如从前限于一地的革命是可能的，那么今天欧洲因有休戚相关与一切国家没有固定平衡的关系，稍能经久的地方革命已成为不可能了。如1948年一样，一个地方发生骚动，必然得着其他各地的响应，革命之火终必烧遍整个的欧洲。

不过暴动的城市在1848年还能信任政府的变更或宪法的改革，今天却不一样了。巴黎的工人不会再等待政府——就是自由公社的也一样——来完成他们的愿望了；他们要自己起来进行自己的事业，并且自己认为“这也一样会成功的”！

俄国的人民也不待制宪会议来给他们以领有所耕土地的权利：他们若稍想成功，必须自己去力争；他们已在进行了，不断的骚动就是一个好例。西班牙与意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样；德国的工人即使有一个时期受着中央集权者的欺骗，一切事物均待柏林的电报来决定，邻国的榜样与自己领袖的无能已给他们指出革命的真确道路。所以下次革命的特性将是这样：各处的人民将自动起来作经济革命的尝试，他们决不期待这革命如天赐的食物一般自空而降。

但是……我们已看见悲观主义者，嘴边露着恶意的微笑，走来向我们提出：“几个疑问，只有几个疑问”。好吧，让我们来听他说，让我们来回答他吧。

[26] 见罗根（Felix Rocquain）的《革命以前的革命精神》（L'Esprit révolutionnaire avant la Révolution）。——著者

[27] Augustin Thierry，法国历史家（1795-1856）。——译者

[28] G.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世称老虎总理。——译者

[29] 参看第十一章。——译者

** 第五章　政治的权利

资产阶级的报纸，每天总以各种声调对我们吹嘘“政治自由”，“公民的政治权利”如普通选举，选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等的重要与价值。

他们说：“你们既有这些自由，你们又何必暴动呢？你们有了这些自由，恐怕什么必要的改造，非籍枪炮不能成功吗”！好吧，我们不妨以<strong>我们的</strong>观点。以一无所有，向不治人，只有少许权利而很多义务的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分析这些绝妙的“政治自由”，看他们究有多少价值吧。

我们不能像有时人们所说的那样，认为政治的权利对于我们毫无价值，我们十分知道农奴制度的时期，尤其是从18世纪这时期以来，人类已得到了很多的进步：现在平民已不是像从前那样，一切权利都被剥夺的生物了。法国的农民，已不是如现在的俄国一样，可以让人在街上自由鞭挞了[30]。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在公共场所，在他的工厂以外，已经可以昂然说是跟任何人一样的平等了。法国的劳动者已不是从前会被贵族看作牛马而无任何人权的奴隶了。靠了伟大的革命，靠了平民所流的热血，我们已经获得少数个人的权利，而这些权力的价值也是我们所不愿缩减的。

但是我们知道区别。我们说权力是有种种的不同；有一些是有真实的价值，另一些则相反；凡是想把他们混在一起的人都是想欺骗平民的。例如私人的关系中，平民与贵族的平等，个人身体的不可侵犯等等都是他们以绝大的斗争得来的，对于平民非常宝贵，如果有人胆敢侵犯这些权力，自然会引起他们的暴动。并且其他如普通选举，出版自由等权利，平民对之，却很冷淡，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权利给资产阶级用作反抗权力与贵族的侵害，的确是很好的，其实只是统治阶级维持<strong>自己</strong>权力的工具罢了。总之，这些权利还算不得真实的政治的权利，因为人民大众优势得不到半点保障；人们所以还以堂皇的名称装饰他们，因为我们的政治辞令只是统治阶级为自己的利益与需要，特地创造出来的隐语罢了。

　

真的，政治的权利若不是那些无力使人尊敬此等权利的人用来保护他们的独立尊严与自由的武器，那它又算得了什么呢？它要是不做那些需要解放者的解放工具，他又有什么效用呢？甘必大、俾斯麦[31]与格莱斯顿[32]之流用不到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因为他们能写他们所愿写的，跟他们所愿意的人集会，宣传他们所愿宣传的；他们早就解放了，他们是自由的。说话写作集会等等自由需要保障的，是那些没有充分力量使人尊敬他们自由意志的人。这就是一切政治的权利的由来。

在这一观点上说，我们所说的政治的权力是否专为这些需要的人而有呢？

当然不是的。普通选举有时保护资产阶级抵抗中央权力的蹂躏，直到某种程度，使他们为着自卫毋须时常借助于凶险的暴力。他能恢复夺取权力的两种力量的平衡，能使他们不会像从前那样一定要利用刀剑的相击，但是要推翻权力，消灭统治，甚或限制两者的范围，普通选举则一无用处。统治者和平解决其争端的优良武器，对于被统治者能，有什么好处呢？

普通选举的历史不是在那边替我们说话吗？只要资产阶级惧怕普通选举成为平民手中的武器，平民可以用它来反抗特权者的压迫时，他们总是竭力反对的。待1848年给他们证明普通选举不但并不可怕，而反可以用它来鞭策平民，使平民好好地服从他们指挥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接受了，现在是资产阶级本身来做他的保护人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维持他们特权的好武器，至于要用它来反抗资产阶级的特权，那是绝对没有力量的。

　

出版的自由也是一样，资产阶级维护出版自由的最有决定性的证据是什么？就是它（出版自由）的无能！是的，它的无能，吉拉丹先生（M. De Girardin）[33]对于出版无能这题目做了整本的书。他说：“从前人们把术士烧死，因为他们愚蠢，相信这些人物是有无上的能力，今日人们对于出版，也做同样的蠢事，因为他们也相信他有至高的权威。其实一点也没有什么，他不过跟中古的术士一样无能。所以再不必迫害出版物了。”看，这就是吉拉丹先生从前发表过的理论。现在当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彼此间讨论到出版自由的时候，他们又用什么维护的论证呢？他们说，请看英国，瑞士与北美合众国。那里的出版是自由的，可是资本家的剥削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来的稳固，资本的统治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来的有保障。他们又添加说：“请让这些危险的学说自由产生吧，除了借助于暴力之外，我们就没有别的方法制止那些报纸的声浪吗？假若革命的出版物，遇到骚动的机会一旦成为危险的武器时，那么，我们也还有时间利用种种托词去消灭他！[34]”

对于集会的自由，也是同样的议论。资产阶级说：“我们让出集会的完全自由吧，他不会损害我们的特权。我们所应该惧怕的是<strong>秘密</strong>结社，公开集会只是减弱其力量的最好方法。假如遇着过度的激动，公开集会变成危险的时候，我们总有方法扑灭它们，因为我们握着政府的力量呢”。

“住房的不可侵犯么？好吧！请你们把它写入法典，并在屋顶上呼喊吧！”资产阶级的坏蛋这样说。“我们不愿意警察突然来扰乱我们的小家庭，但是我们可以成立秘密办公处去监视嫌疑分子，我们可以在全国各地派驻暗探，我们可以抄录危险人物的名单，我们秘密的防备他们。等我们嗅到情形恶化的时候，我们就毫无顾忌地冲进去，管它可侵犯不可侵犯；我们从床上逮捕人，我们倾箱倒柜，我们到处搜查！尤其是我们大胆闯进去的时候，人们如果喊得太高，我们一样的囚禁他们，并对别的人说：“先生们。这是不得已呀！公事是公事，我们也遵命而行呢！”人家一定会赞许我们的”

“通信的秘密呢，请你到处说，到处写，到处喊通信不可侵犯的吧。假如某村办事处的主任，由于好奇心，拆开了一封信，你们可以立即将他撤职，并且公开的说他：“多么可恶的恶魔！多么该死的罪犯！”请你们当心，不要把我们彼此在信中所说的小秘密泄露出去。但当我们听到有损我们特权的阴谋发生时，那么我们正可以不必客气，我们拆开一切信件，必要时我们还可以雇佣大批人员来做这种工作，如果有人反对，我们正如英国一位阁员新进在议会喝彩之下所做过似的，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们：“是的，先生们，我们何尝愿意拆开信件，我们实在是硬着心肠，十二分厌恶地做的这件工作；这特别是因为我们的祖国（换言之，贵族与资产阶级）已濒临险境呢……

　

看，以上就是这些所谓政治自由的分析。

出版与集会自由，住宅的不可侵犯，以及其他等等权利<strong>只在平民不用他们来反对特权阶级利益</strong>的条件之下，才会被人尊重。一旦他们要用它来消灭特权的时候，这一切所谓自由，都会被人丢入水中。

这是很自然的，人类只能享受以无上斗争取得的权力，只有随时准备以武器自卫的人们才有可享的权利。

现在在巴黎街上，人们，所以不敢如在敖德萨[35]一样，随意的鞭挞男女，是因为政府如果胆敢这样做，人民一定会把执行的人扯为碎片。现在一个贵族出门，他的侍从们所以不敢用鞭杖在街上前后左右地打人，也因为这个贵族的侍从若有的这样的意思，就会当场被人殴死，工人与雇主在路上或公共的场所，所以还有某种平等的存在，也因为工人由以前屡次革命所获得的个人尊严的情感，不允许他在众人面前忍受雇主的侮辱，与这些在法律上的所谓权力，实在没有多大关系。

　

在今日分成主人与奴隶的社会中，真正的自由显然不能存在；世上只要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存在，所谓的自由是永无实现的希望的，这不是说无政府的革命没有来扫除社会的界限之前，我们愿意看着出版物像在德国那样被封锁，集会自由像在俄国那样被废除，人身不可侵犯像在土耳其那样被缩减。我们随是资本的奴隶，我们也期盼我们能写我们所愿写的，能集合我们所愿集合的，能组织我们所愿组织的，这正是为着摆脱资本的束缚呢。

现在已可以觉悟我们并不是向宪法去要求这些权利，并不是什么法律——一张统治者可以任意撕掉的纸片，能保护我们的自然权利。我们只有在自己组成<strong>力量</strong>的时候，才能使别人尊重的意志与权利。

我们要获得说我们所愿说，写我们所愿写的自由吗！我们愿意有集会与组织的权利吗！请不必要求下议院批准，也不必请上医院颁布法律。我们要自己成为有组织的力量，待有人想阻止我们说话或集会的时候，我们便能抵抗他们；<strong>我们要做强者</strong>，我们若是强者，我可担保任何人都不敢来损害我们说话，写作，印刷与集会的自由。我们要是能够在被压迫者中间联合起来，能使成千成万的人们走到街上，做保护我们权利的示威，任何人都不敢与我们争夺这些权利以及我们知道要求的其他自由。那时，只有那时，凡以前向议会乞求数十年而仍无结果的权利，一下就会落到我们的手中，那时，如此得来的这些权力，总比写在纸上来的可靠。

自由，不是从天而下，而要我们自己去争取！

[30] 这是十九世纪末的情形，下同。——译者

[31] O.E.L. Bismarck（1815-1898），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译者

[32] W. Gladsto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先后组阁四次。——译者

[33] 吉拉丹（1806-1881），法国政治家，非常熟悉当时的政情；曾以多登广告，减低报价的方法，助成新闻纸的改革。——译者

[34] 现在就是这种情形。出版物可以自由讲话。在法国和美国报纸主笔可以自由谈论暗杀部长的事。可是假如真有人听从他的意见，杀害部长，那么不仅凶手连那主笔也会被判处死刑。举一个不远的例子，无政府主义者西渥克就因为发表文章被判死刑（后减为终身服役）。——著者（俄文本注）

[35] Odessa，黑海上的一个海港，属乌克兰，今为乌克兰南部的主要城市。——译者

** 第六章　告青年

*** Ⅰ

我今天要和一班青年谈话。至于那些老年人（这自然是指那些精神上衰老的人）只好请他们把这本书放开，不要去白费他们的眼力读一本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书。

我假定你大概有了十八或二十岁左右的年纪；你刚刚学完你的手艺，或者刚刚在学校毕业出来；你就要走进实生活里面去了。我想你的头脑很清楚，已经摆脱了人家尽力要使你相信的种种迷信：你不害怕魔鬼，你也不去听那些教士牧师胡说乱道。而且更进一层，我想你还不是一个纨袴子弟，那种人是堕落社会中的不良产物，他们一天穿着时髦的衣服，扮起猢狲般的面孔在马路上出风头，在这样的年纪，他们也已经只知道拼命花费以图自己享乐了！我假定你和这般人完全相反，你是有良心的，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来和你谈话。

我知道一个当头的问题已经放在你的面前了。你很多次问过你自己道：“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事实上一个人在年轻的时节，他就知道他花费好几年功夫学习了一种职业，研究了一种学问（要注意这种学习和研究的费用都是社会供给他的），并不是想用它去做榨取的工具谋个人的私利；如果他不曾想到将来要应用他的智慧、他的才能、他的学识去帮忙解放那般陷在贫困和愚昧中的人，那么他就是完完全全堕落了，变坏了。

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可不是吗？好，让我们来看看，你要怎样做，才可以使你的理想变为现实。

　

我不知道你生在什么样的人家，你的环境怎样。也许你的命运好，你研究过各种科学；你就要去做医生，做律师，做文学家或者做科学家了；你的前程是很远大的；你刚刚走进实生活里面去的时候，就己经有了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技能。也许你只是一个普通职工，你的科学知识仅仅限于在初等学校里学得的那一点儿，可是你却有着机会去直接观察现在的工人过着怎样疲劳困苦的生活。

现在就假定你是前一种人，我先和你谈谈，然后再去和后一种人谈话；我以为你是受过科学教育的。假定你要去做一个……医生。

明天就有一个穿着工衣的男子来请你去给一个妇人看病。他把你领进一条窄巷子，巷子是那样窄，两边的住户差不多可以在过路人的头上握手；你借着一盏油灯的摇摇欲灭的灯光，在那臭气熏人的空气里爬上铺满灰尘的又险又窄的楼梯，爬了两层、三层、四层、五层，才进了一间阴暗冷湿的房子，看见那个病人躺在一张破床上，盖着龌龊的破被，还有几个脸色苍白青黑的小孩只穿了一点单薄的破衣服在那里冷得发抖，大大地睁着眼睛望你。那个丈夫辛苦了一辈子，无论是怎样繁重的工作，每天总是劳动十二三个钟头；可是现在他失业已经三个月了。在他的那种职业里，失业照例是每年都有的，本不算一回稀罕的事；不过他从前失业的时候，妻子还可以出去做做短工……也许就是去洗你们的衬衫，每天赚得三十个铜子；但是现在她已经病了两个月了，这家庭于是更加穷困悲惨了。

医生先生，你怎样给那个病人开药方呢？你一看就知道她的病源是普通的贫血，营养不足，缺乏新鲜空气。你叫她每天吃点好饮食吗？你叫她去做一点露天的运动吗？你叫她换一间干燥的，空气流通的房子吗？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要是她能够这样做，她就用不着等你来指教，她自己早已经做了！

如果你的心肠好，言语又直爽，态度也诚恳；那么这家人会告诉你许许多多的事情。他们会告诉你在板壁的那一边住着几个可怜的熨衣女工，她咳嗽那样厉害，你听了她的咳声也要心痛；在下一层房子里，所有的小孩们全都患着寒热病，住在楼下的那个洗衣妇大概也不会活到第二年的春天了；还有住在隔壁房子里的那些人，他们的境况还要更坏。

你对这般病人说些什么话呢？劝他们改良饮食，转地疗养，少劳苦一点吗……这些话，你当然想说，但是你却不敢说出口，你只得忍住心痛，满口咒诅地走出来。

第二天，你还在想那些住在破屋里的人，你的同事就跑来告诉你，昨天有个仆人用一辆华丽的车子来接他。这是去给一个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富家太太诊病；这个女人一生专门讲究打扮；交际、跳舞，或者和一个愚笨的丈夫口角，时常通宵不眠，现在弄得憔悴不堪。你的同事劝她：生活不要太放荡了，饮食也该吃点清淡的，多在新鲜空气里散步，脾气也不要太暴躁；她既然不做一点生产的劳动，也应该多少做点轻巧容易的室内体操！

前一个女人病死了，因为她一辈子从没有吃饱过，也从没有休息够；后一个女人憔悴了，因为她一辈子闲着，从来不知道劳动是怎样的一回事。……

　

如果你是一个生性柔弱的人，对于什么事都可以忍耐下去，便是看见那些最令人生气的事情也不过是轻轻叹一口气，或者喝一杯酒来安慰自己，那么时间过久了，你就会渐渐觉得像上面那种不平的生活对照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你的兽性又会鼓舞你，使你只存着一个念头，就是你自己也跑到那般享乐的人里面去，免得以后再和穷人为伍。然而如果你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要你的一切情感都用志愿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你的灵性还没有被兽性完全毁灭，那么你会有一天回到家里一面对自己说：“不，这是不公道的，我们不应该让它这样延长下去。”单是治病并没有用处，我们应该预防疾病。只要大众的生活稍微富裕一点，知识稍微发达一点，就可以给我们减少一半的病人和一半的疾病。医药有什么用处！我们最先需要的还是空气、食物和不太过度的劳动。要是没有这些，那么所谓医生这种职业不过是欺骗和虚伪罢了。”

那时候你就会懂得社会主义了。你就愿意研究它了；如果你还觉得利他主义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名辞，如果你应用自然科学家的严正的归纳法去研究社会问题，你最后就会跑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来，你会和我们一样为社会革命努力工作了。

　

但是你也许会说：“我不要干实行的事情！我们还是去做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专心去研究纯粹科学。纯粹科学是永远会有好结果的，即使对于现在的人没有多大好处，后代的人终究会得到它的利益。”

我们姑且先来考究你研究科学的动机是什么，你要在科学里面寻求些什么东西。难道就只是那种快乐，那种由于研究自然界神秘，运用我们的智力而得到的快乐吗？不错，那种快乐自然是很大的。然而我要问你：一个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愉快而研究科学的学者和一个只图一时的快乐拿酒来开心的醉汉，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自然，学者选择快乐的泉源，是比较更聪明点，因为他从那里面得到的快乐是更来得浓厚，更来得长久。但也就只有这一点小差别！此外，学者也罢，醉汉也罢，他们都怀着同样的利己的目的，这就是个人自身的快乐。

但是你决不如此，你决不情愿过那种利己的生活。你研究科学，是想为人类尽力，你有了这个思想，才决定去研究科学。

好一个美妙的幻想呵！其实，我们里面不论哪个人，当初献身科学的时候，谁不曾有过这个幻想呢？

然而如果你真正是在为人类着想，如果你研究科学的目的真正是在为人类谋幸福，那么你一定会遇见一个可怕的难题了；因为，只要你还有一点公正的精神，你一定立刻会看见在现在的社会里科学不过是一件奢侈品；只能使极少数的人生活过得格外舒服，而人类的大多数，差不多可以说人类全体，却绝对不能得到它的利益。

　

事实上，在一百多年以前科学就己经建立了正确的宇宙组织论的观念，然而如今有着这观念的人，或者有真正科学的批评精神的人究竟有了多少呢？至多不过几千人罢了，在那至今还抱着野蛮人的偏见和迷信，因此常常被那般宗教的骗子愚弄的亿万人中间，这个小数目算得什么一回事！

再举一个例来说，关于我们的身心两方面的卫生，科学也已经给我们造就了许多合理的基础了，但是请你睁开眼睛去看看它的成绩怎样。科学告诉我们，要怎样生活才能够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要怎样做才能够使我们人口的团聚顺遂繁荣；它又给我们指出了达到道德的与知识的幸福之路。但是科学家在这两方面所成就的巨大工作至今还不过是些书本中的死文字！并没有被人实行过。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到现在科学还只是极少数的特权者所专利的东西，这是因为社会的不平等把现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一方面是工钱的奴隶，另一方面是资本的盗贼），使得一切关于合理的生活情形的教训对于十分之九的人类毫无益处，不过是一种可悲的嘲笑罢了。

　

我还可以给你举出许多例子，但是我不必多说了，我请你从浮士德的书斋里走出来罢[36]，那里的玻璃窗已经被堆积的灰尘弄黑了，很难放阳光进来照耀在书本上；请你走出来看看四周的情形，你自己随时随地都会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思想的正确。

在这时候，我们已经用不着去增加科学的真理，和增加科学的发现了。最重要不过的事，还是在传布科学所已经获得的那些真理，把它们应用到实际生活上去，使成为万人公有的东西。我们应该设法，使人类全体都能了解而且应用科学的真理；这样科学才不再会是一件奢侈品，而变成万人的生活的基础。要这样才合于正义！

进一步说：为科学本身计，也非如此不可。因为要先有一个准备来容受新的真理的社会，科学才会有真正的进步。例如“热之机械的起源论”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有人发明了，与现在哈恩[37]及克劳宿司[38]所立的公式完全一样，但是被埋没在学院的报告里至八十年之久，直到物理学的知识散布较广，使一般人有容受这学说的可能时，这学说才为世人所注重。又如伊拉莫司·达尔文[39]的关于种种变化的思想，要经过了三代，才从他的孙儿查理·达尔文的口里得到世人的赞同，而且还要备受当时舆论的压迫，才得被学院派的学者们承认。学者和诗人或艺术家一样，永远是他自己在其中活动、教导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这些思想，你一定会明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把不平等的现状根本改造过，这种不平等的现状判定了少数学者的头脑里装满着真理，而差不多全体的人类至今还是和在五百年前、一千年前一样，这就是说这是在做奴隶和机器，不能够了解已经确立的真理。将来有一天，你如果彻底了解了这个广大的、人道的，而且完全科学的思想，那时候你就会马上失掉对于纯粹科学的趣味，你会去研究实行这种改革的方法，而且如果你在这种研究当中，也抱着你作科学的研究时的那种公平态度，你就一定会相信社会主义了；你一定会撇开那些曲论邪说，跑到我们队伍里面来了；你不高兴再去辛辛苦苦地劳动，给那已经是很幸福的少数人谋幸福，你如今要用你的学识和热心，马上来给被压迫阶级尽力了。

到了那时候，一方面你觉得已经尽了那应尽的义务，他方面你的感情和行为又真是完全一致，那么你一定会发现你自己有那么多的能力，是你以前梦想不到会有的。到了后来会有一天（不管你的教师们怎样不高兴，那一天不久就会到来的），会有一天，我说，你本应该去尽力，促成的那个改革在实行了，那时候众人共同来作集合的科学研究，而且劳动群众也要来用他们的有力的协助为科学尽力，在这种情形之下，科学得到了新的力量，便自然会有一个新的发展，至于现在科学的迟缓的进步，若拿来和这个发展相比，简直等于小学生的简单的练习而已。

　

到了那时候就让你去享受科学生产的快乐罢：这种快乐将成为万人共有的了。

*** Ⅱ

假使你学完了法律，预备去做个律师，那么你对于你将来的活动也许会有不少的幻想——你看，我还假定你是一个好人，一个懂得利他主义的人！你也许会想：“还是把自己的一生用来反抗一切的不正不义，继续不断地和它们勇猛地奋斗！永久不停地努力去求得法律的胜利！法律，那是至上的正义之表现！还有什么职业能够是比这更美丽的吗？”于是你满怀着自信心走进实生活里面去从事你所选定的那种职业。

好，我们随便来翻开一本诉讼记录，看看社会里的实际情形究竟怎样。

　

现在有个有钱的地主来要求法庭替他赶走一个欠租的佃户。根据法律的立场看来，这件事非常明白，用不着一点踌躇：那个农夫既然不付田租，他就应该滚蛋。但是我们如果把事实详细调查起来，我们就会明白：那个地主把他的田租天天耗费在饮酒作乐的事情上面，而那个农夫却是从早到晚劳动不息。地主自己对于改良他的土地的事，一点也没有做，但是因为敷设铁道、修筑新路、填干沼泽、开拓荒地的结果，五十年来地价涨高了三倍。而那个勤劳辛苦，对于地价的腾贯功劳最大的农夫却因此破家，落于盘剥重利者之手，负着满身的债，不能再付地主的田租了。但是法律是丝毫不能通融的；法律永远保护财产，依了法律，总是地主有理。但是你的良心，你的公道的情感，还没有全被法律的证言所蒙蔽，所摧残；（你将怎样办呢？你还是主张强迫佃户滚蛋呢？——这是法律所规定的；还是主张地主应该把佃户的劳力所增加的一部分的地价偿还给佃户呢？——这样才算得是公平。你究竟站在哪一方面呢？去拥护法律而反对公道吗？还是去主张公道呢？主张公道，那么，你就要反对法律了！

又如工人没有预先通知厂主就罢工，那时候你究竟帮助哪一方面呢？依着法律你就应该站在厂主的一边。但是那个厂主利用着恐慌的时机发了横财，工人们每天只得着两个法郎五十生丁的工钱，眼睁睁看着妻儿们瘦弱下去。这样你还帮助厂主吗？可是你要是站在工人一边，你就不得不反对法律了。自然别人会向你提起尊重契约的话。其实所谓“契约自由”不过是骗人的诡计。你究竟去拥护它呢？你还是去拥护公道？依着公道来说，一个饱食终日不愁饥寒的人和一个出卖劳力以图苟活的人所订的契约，一个强者和一个弱者所订的契约根本就不能够算做契约！

　

再举一个例。有一天一个男子在巴黎一家肉店旁边徘徊了好一会儿，忽然拿起一块牛排逃走了。人家捉住他仔细拷问，才知道他是一个失业的工人，他和他的全家四天来没有吃一点东西了。有人请求那个卖肉的放了这人，但是他一定要去讲理。结果卖肉的告到警察局，这男子被判处了六个月的监禁。这正是盲目的神圣法律的意旨！这样的判决不只一件，每天都有。你看见多了时，你的良心难道还不会反抗现社会吗？

还有一个男子，幼年时代教养太坏，又受着虐待，一直到了长大成人从没有听见过一句同情的话，后来为了抢一百个铜子，就杀了他的邻人，那时候你会去根据法律，要求严办他吗？其实你很明白，与其说这人是个罪人，不如说他是个病人，是个疯子，无论如何，他的犯罪是我们全社会的罪恶养成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你明白了这道理以后，你还去要求处他死刑吗？或者更残酷点去要求把他关在牢里二十年吗？

有些织工因为一时的绝望，就放火去烧工厂，你会根据法律主张把他们投入监牢吗？有个人因为一个帝王滥杀无辜，于是狙击了他，你会根据法律，主张把这人监禁终身或者判处死刑吗？有些人竖起革命之旗，以反叛现社会，你会去根据法律，主张把他们完全枪毙吗？

不不不！一千个不！

　

你如果不死守成见，人云亦云，而能够<strong>依据理性判断</strong>事情，你如果把法律加以分析，并且把那一层一层的掩蔽法律的云雾完全拨开，去了解法律的真正的起源和本质，你就大大地轻视法律了：因为法律的起源，是由于保护强者的权利的，而法律的本质，也无非要人尊重那人类惨酷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一切压迫而已。你会明白，你如果遵守成文的法律，非天天违反你的良心上的法律去和罪恶敷衍不可了，但是这种冲突是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你或者抹煞你的良心去做个坏蛋，不然，你一定会打破传统思想来和我们一起，努力去打破这一切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的不义了。

可是，到了那时，你会做一个社会主义者了。你会做一个革命者了。

　

还有你，青年工程师，你梦想着把科学的发明应用在各种工业上，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你会得到多么悲痛的失望和苦闷呵！你用尽你的青年的智力计划建筑一条铁路，环绕悬崖，贯通大山，会把被自然分开的两个国家连接起来，但是，到了动工的时候，你亲眼看见成群结队的工人，因为贫乏和疾病，在那阴暗的隧道中大批地死亡；你亲眼看见其余未死的工人，作完工回家，只带了很少的工钱回去，但是带去的痨病虫却是不少；你亲眼看见你的铁路每进一尺，就要牺牲许多工人的性命——这全是资本家的卑劣的贪婪的结果；到了后来，铁路终于完成了，你又亲眼看见你辛辛苦苦建筑的铁路，现在变成运载侵略军炮队的大道了！……

你为了要使生产方法更为简易起见，把你青年的时光和精力全用在一件发明上面；经了许许多多的努力，许多次彻夜不眠以后，你终于得到那个有价值的发明了。你去实地试验一下，结果很好，竟超过了你的希望。但是一两万工人却因此失业了！工厂里剩下的大半是些童工，他们完全变成了和机械一样的东西！只有三四个乃至十个资本家因此发了大财，在举杯相庆！你当初的梦想果然就是这样的吗？

你如果把近代工业的发展史研究一下，你会知道缝衣机器的发明，对于缝工们并没有一点好处，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金钢钻镶头的打洞机虽然发明了，但是在圣哥塔隧道中的工人仍然免不掉死于关节固著病；起重机发明了，泥水匠和短工依然照常失业；你如果用你研究机械问题时所用的独立精神来讨论社会问题，你一定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在私有财产和工钱奴隶的制度之下，任何新发明都不能够增进工人的幸福，并且反会使他们所受的压迫更加厉害，工作更加退步，失业的时期更加增多，恐慌更加剧烈罢了；而真正得到新发明的利益的，就只是那少数已经享尽幸福的资本家。

你得到这个结论了！那么，你将怎样办呢？

或者，你先会用种种诡辩抹煞了你的良心；后来有一天，你就把你青年时代的真诚的理想完全抛弃，你一心一意只是去争夺权利，谋你自己个人的快乐——到那时候你就走进掠夺者的队伍里去了。否则，如果你是有良心的，你便会对你自已说：“不！现在不是需要新发明的时候！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努力去改造生产制度！到了私有财产毁灭以后，每个工业上的新的进步，都会使人类全体得到它的利益；现在做着机械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到了那时，也都成了能够思想的人，他们的智力，因了受教育和熟习体力工作的缘故便格外发展，那时候全都应用在工业上，那么机械的进步一定会有非常的速度，以后五十年间所能完成的工作，我们在现今连做梦也想不到。”

　

对于做小学教员的，我要向他说什么话呢？自然那些把教书当做一种讨厌的职业的人，我是不愿和他们谈话的；我要对他谈话的人，是那个在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中间，天天在他们快乐的面貌、欢欣的嬉笑里过生活，自己觉得饶有兴趣的人，是那个尽力想把他自己幼年时代所怀抱的人道的思想，启发培植在这般儿童的小小头脑中的人。我时常看见你很愁闷，而且我也知道你为什么不快活。你最爱的那个学生，他学拉丁文成绩并不很好，这是的确的，但是他的心肠确是不坏，他今天背诵威廉·退尔的故事[40]的时候，是多么地激昂慷慨！他的两眼发着光，他好像要把世界上所有一切专制魔王立刻完全刺死；他非常愤激地朗诵席勒的热情的句子：

  站在正在毁坏镣铸的奴隶的面前，<br>站在自由人的面前你不要打战！

但是他一回到家里，他的父母伯叔因为他对于牧师或警察略有失体，就重重地责骂他一顿：他们教他“小心谨慎尊敬官长，卑顺服从”，整整教训了一点钟，等他把席勒的剧本抛在旁边，去改读那《处世要诀》才罢了。

昨天你还听见说你的那些最好的学生如今全都变坏了：某人一心一意只想做官，某人与资本家勾结，掠夺了工人的微少可怜的血汗工钱；而你呢？你从前对于这般青年抱了那么多的希望，现在你才想到现实生活与你的理想中间是有着一个何等可悲的冲突了。你在纳闷了。你现在还在纳闷呢！但是我敢断言不到两年，经过许许多多次的失望以后，你就会把你所爱读的好书抛开了，到后来你竟会说：“威廉·退尔当然是个很好的人，但是他终不免有点呆气；至于诗歌，在围炉消寒时，它确是一件好东西，尤其是一个人在教了一整天复利计算法以后，读着诗歌，会觉得舒服，不过究竟说起来，诗人总是在云雾中空想，他们的诗歌对于现今的日常生活，以及下次督学的考察，都没有一点关系……”

　

或者，你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你会使你少年时期的梦想成为壮年时期的坚强的信仰。你的理想是要实现那普遍的、人道的教育，使学校内外的人都能得到它的益处。但是只要你睁开眼睛一看，就知道在现社会制度下面这种教育是不可能的，你自然会去攻击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了。那时候你就会被教育官厅革了职，你便脱离了学校到我们里面来，同我们在一起工作；你就会去告诉那些年龄比你来得大而学识却比你浅薄的人：知识是一件多么可爱的东西！你会去告诉他们，人类应该怎样，而且能够怎样。你一定会来和社会主义者合作，共同努力去把现社会完全改造，以求得到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博爱和永久的自由。

　

还有你们，青年的艺术家、雕刻家、画家、诗人或音乐家！你们不看见那曾经触动过你们的先辈的灵感的“圣火”，到现在全都消失了吗？现在的艺术流于平凡庸俗，你们难道会不看见吗？

要怎样才会不这样呢？那种重新发现古代世界的喜悦和浸润在自然源泉中的喜悦，产生了文艺复兴时代那许多杰作，这种喜悦，现代文艺里早已是没有的了；革命的理想在现代艺术里早已消失；现代艺术因为没有别的更高的理想，便自以为在写实主义里面找到了一个，这就是呆呆板板照像似地用颜色去绘一粒草上的露珠，描一只母牛大腿的筋肉，或是仔仔细细地用散文和诗歌去描写一条阴沟里的臭泥，一个上等妓女的卧房！”

　

你要说了：“倘使果真是这样，又该怎么办呢？”

我的回答是：如果你以为你自己所有的圣火，只是微弱得像一支将灭的烛光，那么，你很可以照你以前那样继续地做下去；你的艺术不久就会成为一种职业，去替小商店装饰门面，替下等小戏园去作剧本，替无聊的小报去作小说——现在的艺术家，大半已经很快地向着这方面堕落下去了！……

但是如果你的心的的确确与人类全体的心谐和一致地跳动着，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你有一双诗人的耳朵去注意人生，那么，你亲眼看见那苦海，它的波涛一天天在你四周汹涌；你亲眼看见那些饥饿垂死的平民，你亲眼看见那些累累堆积于矿穴里的死尸；你亲眼看见那些障碍物脚下堆积如山的残废的革命者的尸体，你亲眼看见那些成群结队被流放的革命者或去葬身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窖里，或去晒死在热带孤岛的海岸上；你亲眼看见那个绝望的苦斗；在那斗争中充满了败者的惨呼和胜者的欢笑：一方面是英雄气概、崇高热情，一方面是怯懦阴险、卑鄙狠毒——那时候你再也不能袖手旁观静守中立了：你一定会来加入被压迫者的队伍里面，因为你很知道美、崇高，和生命，都是永远赞美那些为光明，为人道，为正义而奋斗的人的！

　

够了！你不要我再说下去了！

你一定要说了：“怎样办呢？如果抽象科学只是一件奢侈品，医生这个职业只是一件骗人的事，如果法律是一件最不公道的东西，如果机械的发明只是给资本家做一个掠夺的工具；如果教育只能够迎合流行的社会心理，如果艺术没有革命的理想，一定只有堕落，那么，其余还有什么事，我可以去做的呢？”

　

好罢，我来回答你：有一件最伟大最令人奋发兴起的工作，做这工作时，你的行动和你的良心会完全一致，毫无矛盾，这工作是最高尚最能干的人所愿意做的。

　

一件怎样的工作呢？让我来告诉你罢。

*** Ⅲ

这里有两条路听你选择：或者渐渐地抹煞你的良心，终有一天你就会这样一说了事：“只要我能够享尽一切快乐，只要民众永远这样愚蠢，尽管让我这样做，那么，即使人类全体灭亡，我也不管！”不然你就加入社会主义者的队里，和他们一起努力去把现社会根本改造过。这个结论是我们前面分析的必然的结果。凡是有点聪明的人，只要他能够摆脱他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的伪论、诡辩、邪说，只要他能够完全不顾他的亲友们的利己的观念，只要他对于他四周的事物，能够加以公平忠实的判断，那么，他也会得着我们的这个结论：而且只有这一个结论，才是合乎伦理的。

既然达到了这个结论，那么问题马上就起来了：“怎样办呢？”

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只要你脱离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只要你脱离那轻视工人，把工人当做一群牛马看待的环境，亲自走到民间去，这个问题便会立即解决了。

你会看见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或是意大利，只要那里有着享受特权的和被压迫的两个阶级，那么，在劳动阶级里面一定就有个伟大的运动在发展进行，这运动的目的，一方面要把资本主义的封建制度所产生的奴隶制度完全破坏，使它永远不能恢复，一方面又要给一个建立在正义和平等上面的新社会树立基础。今天的民众不再唱十八世纪的农奴们和十九世纪的斯拉夫农民所唱的那些伸诉他们痛苦的撕裂人心的悲歌了；对于今天的民众它们已经是不够的了；今天的民众已经十二分地觉悟了，他们不顾一切阻碍，正在那里努力奋斗来解放他们自己！

现在的民众时时刻刻都在那里深思苦想，要研究出一个方法使得生活不再是四分之三的人类的咒诅物，像它在今天那样；而变成人类全体的幸福。现在的民众正在研究社会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他们要用他们的常识、他们的观察力、他们的悲苦的经验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为了要联络别的和他们一样贫苦的人，便设法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他们组织团体，困苦万分地以微少的捐款来维持；他们努力去和外国的民众携手。他们对于防止国际战争所做的工作，远胜于空口说白话的慈善家。而且为了知道别地同志做的事情，为了要和别地同志更有联络，为了要研究传播他们的思想，他们不得不用了绝大的努力来维持他们自己的劳动刊物。后来时期终于到了，他们便起来用他们的热血染红了战场，他们努力前进去争这些自由，但是革命以后，那些有金钱有势力的人，反将这些自由变成自己的特权，转而用来压制平民。

这是怎样一个继续不断的苦斗呵！有时要去补足那些因为疲倦、堕落、压迫而离散同志的缺额，有时要去改组被排枪和机关枪所杀散的队伍，有时要去把因为大批屠杀而突然中断的研究重新开始——这是怎样一个前仆后继、困苦艰难的事业呵！

他们的刊物是由那些节衣缩食、牺牲睡眠，而向现社会抢得些少知识的人所经营的；他们的运动是靠着工人尽力节省、忍饿受寒，所省下的一个铜子两个铜子来维持的；而且他们一面这样做，一面时时刻刻地担心着，害怕资本家会知道：“他的工人——他的奴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么他们立刻就会被开除，立刻会跟着他们的妻室儿女全都陷在最穷苦，最可怕的惨境里面了！

你如果亲自到民间去，你自然会亲眼看见这些事情。

　

在这个继续不断，永无止期的奋斗里，工人受了种种困难的压迫，不能翻身，不知已经有了多少次白费气力地这样喊问过：“那般靠了我们的帮助才能够受完教育的青年现在究竟到哪里去了？他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辛辛苦苦地劳动着，去给他们吃，给他们穿；我们弯腰曲背，负着重担，饿着肚皮，给他们造了这些房屋，这些学校，这些图书馆；我们苍白着脸，辛辛苦苦地给他们印刷了这些装潢精美的书，我们自已连读也不能够读，那般青年现在究竟到哪里去了？还有那般教员们，他们自以为精通有益于人类的科学，可是他们把人类却看得比一种稀有的毛虫还不如，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那般人满口是自由，却眼睁睁看着我们的自由天天被人蹂躏，从来不过问一下，他们现在也到哪里去了？这般著作家、诗人、画家，总而言之，所有那些伪君子，他们两眼含泪谈论着民间疾苦——可是从来不肯亲自到民间来帮助我们，和我们一块儿工作，他们这一般人，现在全都到哪里去了？”

这些人里面一部分随俗浮沉，怯懦卑鄙，对于世上一切不平，全都漠不关心；另一部分，就是那大多数人，都轻视“贱民”，时时刻刻预备着，如果贱民敢去侵犯他们的特权，他们就会开始压迫了。

有时候，当然也会有一个青年，梦想着革命的战斗，到民众的队伍里来，为的是找寻一些兴高采烈，趣味浓厚的事情，但是他一看见那革命道路十分辽远，革命事业非常苦．而且在这条路上固然有他所希望得到的光荣，但同时也是荆棘丛生，于是他就立刻离开民众了。这种人大半是些野心家，他们在前几次选举运动失败以后，现在想来骗取民众的投票，但是到后来，如果民众要把他们平时所主张的主义实地实行起来，他们自己会首先反对平民的，如果民众在没有奉到他们（领袖）的命令以前有什么行动，他们也许竟会摆准大炮对付那些“暴民”。

此外再加上那大多数的愚蠢的侮辱、傲慢的轻蔑、卑劣的诬陷——现代资产阶级的青年在社会进化的事业上所给与民众的帮助就全在这里了！

　

你还问：“我们应该怎样办呢？”

现在这时候，什么事情都需要人去做：成千成万的青年都能够找到机会尽量发挥他们的年轻的精力、他们的智力、他们的才干，去帮助民众，做那民众已经开始的伟大事业，到了现在，你还在问“怎样办？”

怎样办呢？让我来告诉你。

你们爱好纯粹科学的人，如果你们的的确确了解了社会主义的原理，如果你们完完全全明白了社会革命的重要，那么，你们难道会不看见那一切科学都应该改造过，才能够不违背这些新原理吗？现在的科学界里应该起个更大的革命，而且要比十八世纪科学界里的革命更重要得多——你们难道会没有看见过这一点吗？现在的历史不过是一些专门给帝王、伟人，以及议会歌功颂德的“鬼话”，应该完全推翻，而另外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站在人类进化中民众所完成的事业的立场上重新写过——对于这一点，你们也会不明白吗？还有社会经济学现在是用来掩饰、赞助那资本家的掠夺的，它的根本原理以及它的种种的应用，也都应该从头到尾重新改造：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也都应该完完全全改造过；便是自然科学，从一个新的立场看去，对于那自然现象的概念，以及那说明的方法也应该有个大改革才行，对于这些事，你们难道会不明白吗？既然明白了，那么，就请你们动手去做！把你们的知识用在个好的事业上面！最重要的，是请你们用你们的明晰的论理，帮助我们打破那根深蒂固的成见，用你们的综合来帮助我们研究出个较良好的社会组织的基础；而且要你们来教导我们在我们讨论问题时也会用那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大胆，并且还请你们以身作则做给我们看：个人为了真理的胜利怎样地去牺牲性命！

至于你们医生，你们根据着痛苦的经验已经认识了社会主义了，就请你们今天、明天，无论哪天，无论什么时候，都毫不厌倦地去告诉人：如果人类的生活状态和工作情形永远像今天这样，毫不变更，那么，人类只有快快地堕落灭亡；你们去告诉人：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类永远像今天这样，在困苦贫乏中过日子，生活情形绝对和科学的教训相反，丝毫不合卫生，那么，所有你们的医药都无法治病了；你们去告诉人：现在不是治病的时候，应该首先铲除的还是病源，并且请你们去告诉人：有什么方法，才能够把这些原因完全铲除掉。请带着你们的解剖刀，坚决果断地割治这个正在腐败毁朽的现社会，来告诉我们，一个合理的生活情形，应该怎样，能够怎样；而且你们要是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就请你们继续不断地告诉我们，如果身体的一部分中毒患病，害及全身的时候，那么，就应该还不踌躇，毫不迟疑地立刻把它割掉！

还有你们这般把科学应用在工业上面的青年技师，请你们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你们的新发现所得的结果究竟怎样；我还请你们去开导那些现在还没有勇气向着未来猛进的人，使他们明白：人类现在已得的各种知识里面包含着不少的新发明。使他们明白，社会状况如果较好点，工业就会怎样地发展起来；而且如果个人永远专为增加人们所需要的物品而从事生产工作，不像现在这样仅仅为了给少数人赚钱，那么，他所生产的东西就会是怎样的丰富了。你们自己也不要再去给少数掠夺者做走狗了！来把你们的理解力，你们的办事才能以及你们的组织能力用来给民众服务罢！

还有你们诗人、画家、雕刻家、音乐家，你们如果明白了你们的真正的使命和艺术本身的利益，那就请你们都来，把你们的笔、你们的画具、你们的雕刀，用在革命事业上面。在你们的慷慨激昂的诗文里，或是在你们的深刻动人的图画上，请把民众反抗压迫者的激烈的斗争描写出来；请把那曾经感动过我们先辈的崇高的革命精神，燃烧到少年的心里去；请来告诉妇人们，如果她的丈夫把他的一生完全用在社会解放的伟大事业上面，那么他的活动就是极其高贵的！请来指示给民众看，现在的生活是多么丑恶！并请设法让他们知道，这种丑恶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请来告诉大家，如果人们的生活不处处受到现社会制度的愚蠢和罪恶的妨碍，那么，将来的那个合理的生活会是怎样地美满。

总而言之，凡是你们有知识、有才能、有本领、能勤勉的人，如果你们还有良心，那么就请你们（你们自己和你们的伴侣）都来把你们的知识才能，替那般最需要你们的人做事。不过，如果你们真的到民众中间来了，你们就要牢记住：你们并不是来做首领，而是来做一起斗争的同伴；并不是来管辖支配人，而是到个新环境里来给你们找力量，这种新生活不断地向前迈进，以求达到新社会的实现；你们到民间来，与其说是为了教训人，还不如说是为了要知道民众的希望，为了要把民众的希望仔细研究，组织成一个系统，然后就继续不断、毫不休息地用尽青年的热情努力工作，使这些民众的希望在实际生活上实现出来。到了那时候，而且只有到了那时候，你们才会过着一个完全的、高尚的、合理的生活。你们会看见，你们在这方面所用的努力会有了很多的结果，而且你们会觉得，你们的行为和你们的良心完全一致，毫无矛盾，这个感觉会给你们许许多多的力量，是你们以前连做梦也没有想的。

除了这种在民众中间为真理、为正义、为平等的斗争而外（在这斗争中你们还会博得民众的感激），难道你们一生还能够找到更崇高的事业吗？

*** Ⅳ

我写了怎么多的话才能够使资产阶级的青年明白：他们到社会上服务的时候，一定会遇见许多矛盾，许多痛苦，处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中，如果他们是勇敢的，是诚实的，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去加入到社会主义者里面，一定会去相信社会主义，一定会去和社会主义者一起做那社会革命的工作。这个道理其实是异常简单的！但是一个人要向那般受过资产阶级环境的影响的人说话，不知道应该攻破多少曲论邪说，应该扫除多少成见，应该说服多少自利的反对论呵！

至于你们平民阶级的青年，向你们谈话是比较容易多了。今天我不必像对资产阶级的青年谈话那样反复地申说了。无论你们怎样缺乏思想和行动的胆量，现社会的压迫一定会逼迫你们变成社会主义者的。近代社会主义，本来发生于民众中间，虽然有一些出身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来研究社会主义，使它得到科学的证明和哲学的根据，但是他们的思想的根源还是从劳动阶级的共同思想里出来的。国际劳工协会的合理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今日较好的力量）还不是在群众的直接影响之下，在劳工团体中间制造出来的吗？至于那少数参加这种制造工作的著作家，也不过给那已经在一般工人中间表现了的热望找到一个公式罢了。

一个人出身劳动阶级，而不去尽力求社会主义的胜利，那就是看错他的自身的利益，忘却他的本份，抛弃他的历史的使命了。

　

你还记得你做小孩的时候，在一个严寒的冬天到那阴暗的院子里玩耍的情景吗？寒气透进了你的薄衣，汗泥渗入了你的破鞋。恰恰在那时候你便看见远远地走过那些肥白的小孩，他们穿得非常华丽，得意扬扬地望着你。你很知道那些小孩虽然衣服很漂亮，但是论到聪明，论到常识，论到能力，他们都不及你和你的一般朋友。后来，你不得不去作工了。你每天早晨从五六点起，就应该去关在个龌龊的工厂里，足足过了十二小时，站在一副响声隆隆的机器旁边，你自己也成了一副机器，一年到头，天天跟着机器的动作，非常单调，毫无兴趣地劳动着；但是在这些时候，他们那般有钱人的孩子却平平静静地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地去受教育了。到了如今，他们虽不及你聪明，但比你多受教育，他们变做了你的主人，他们就要来享受一切人生的快乐，享受一切文明的利益了，而你呢？你的情形怎样？

你作完工回家，走进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那里只有几尺见方的地方，却有五六个人挤在一起；你的母亲年纪虽不很大，但受了困苦生活的折磨，人就显得十分衰老了；她给你一点面包，一点番薯，此外再也没有别的食物，她给你点灰黑色的水，可怜还说这是咖啡呢！你在家里天天要打算这个问题：“有什么方法，明天可以付面包钱，后天怎样去付房租？你在家里再也没有别的娱乐了。”

唉！怎样？你的父母已经过了三四十年这样贫苦的生活，难道你自己也非过这样可怜的生活不可吗？你一辈子辛苦劳动，全是为了使别人可以享受到那金钱，知识和艺术给人的一切快乐，而你自己却只是永远发愁，打算怎样去求得一块面包来糊口——这也是应该的吗？自己永远不要想得到一点高尚的快乐，自己永远不要想得到一点使人生美满的东西，永远去替几个高等流氓做牛马，供给他们一切快乐，一切幸福，你甘心如此吗？你情愿辛辛苦苦，操劳一生，而平时永远是忧愁穷苦，到了失业的时候，还要挨饿受冻吗？（那失业的时期，那恐慌的时期是多么可怕呵！）难道这就是你一生的希望吗？

　

也许你会消沉地忍受下去。你看见在这悲惨的境遇里没有一条出路，也许你会这样地对你自己说：“许多代的人全都得着这种命运。现在我呢？我也没有能力，不能够把它改变一点，我也非忍受不可！我们还是努力作工罢！尽我们的力量来勉强支持，只要不会饿死就好了！”

好罢！不要忙！生活本身会来叫你明白的！

有一天，会有一个经济恐慌发生，这个恐慌不再像以前，那时只是一时的现象罢了，现在是一个大恐慌，会使整个工业完全消灭，会使千万的工人挨饿受冻，家破人亡。你也和别人一样，尽力和这个灾难奋斗，但是你不久会看见你的妻儿，你的亲友，在贫困里渐渐地衰弱了，你眼睁睁看着他们这样瘦弱下去，没有东西吃，也没有钱请医生诊断，就这样地在一张破床上慢慢地死掉了！在这个时候，大都市里阳光照耀的马路上，正繁荣地展示着有钱人的欢乐游荡的生活，对于那些饥饿死亡的人，是毫不关心的！那时候，你就会明白：现在的这个社会是多么地令人愤恨的！你会去细想这个恐慌的原因了；你会明白，把千万人的生命给几个贪婪无厌的高等流氓任意支配，这是何等地不平！社会主义者向你说：现社会应该，而且能够彻底地被改造一番，你那时自然会明白他们是有理的了。我们再谈你个人的特殊的事情。有一天，你的主人想从你的身上多掠取几个铜子，好使他的私产更增加一点，他又要减你的工钱了；你自然表示反对，可是他骄傲地对你说：“你如果不愿照我给你的这个价钱作工，你就滚蛋！去吃草去罢！”到那时候你就会明白了，你的主人非但是要尽力剥削你，把你当做一只软弱无用的绵羊，他简直还把你当作一个下贱的畜生；你会明白了，你的主人用工钱制度束缚住你，还以为不足，他简直是要使你给他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奴隶。你怎样办呢？也许你低头下气，情愿把一个人应有的自尊心完全抛掉，那么，一切的污辱你以后都会受到的。但是，如果你还有一点血气，你听见这话，立刻生起气来，想到你走的这条越过越坏的堕落的路，你就害怕起来，你就开始回骂你的主人，你自然立刻被开除了；社会主义者向你说过：“反抗罢！反抗那经济的束缚罢！因为经济的束缚是一切束缚、一切奴隶制度的根源！”到那时候你会明白这句话是不错的了。到那时候你自然会到社会主义者的队里来占一个地位了，你会和他们一起努力奋斗，去打破一切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束缚，一切的奴隶制度了。

不到几天，你又会知道那个可爱的少女的事情，她的面貌是那样坦白诚实，她的行动是那样活泼玲珑，她的谈吐是那样流利动人，你以前是非常地爱过她的。她和贫穷奋斗了好几年以后，就不得不离开她的故乡，到一个大都市里去了。她本来很知道，在大都市里，生存竞争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她总希望，至少可以得到一种正当的生活。唉！现在你知道，她的遭遇是怎样的了！她受了一个富家子弟的诱惑，被他花言巧语所欺骗，她用尽她的青春的热情爱他，把她的身子献了给他。可是刚刚过了一年，她就被他抛弃了，只留下一个抱在怀里的婴孩。不过她还不灰心绝望，她依旧勇猛地向前奋斗，可是这个反抗饥寒的斗争实在是太困苦艰难了，她终于在一个贫民医院里断送了性命。……你听见这个消息，怎样办呢？也许你会说：“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一点也没有什么稀奇，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你就用许多这种愚蠢的话，想把你以前对她的爱情完全抹煞了，会有一晚，你在一个咖啡店里和几个流氓聚在一起，你用许多龌龊不堪的话去骂这个青年女子，污辱她的名誉。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那样的卑鄙下贱的人，你一想到你以前的爱情，就会心痛如裂；你会去找到那个引诱她的贱东西，当面指出他的罪恶，大骂他一顿；这类事情是天天有的，你会仔细思索这种事情所以发生的原因了，你会明白，如果社会永远是分成两个阶级：一方面是挨饿受冻的穷人，一方面是空闲游荡的富人；一方面是会被花言巧语欺骗的人，一方面是只想满足他们兽性的人，那么，这类事情就永远不会停止。你会明白，无论如何，现在是应该填满这个不平的深渊的时候了，你会快快地跑去加入社会主义者的队里了。

　

而且你们劳动阶级的妇女，你们听了那个青年女子的事情以后，难道就没有一点感动吗？你们自己的小女儿现在就在你们的面前嬉笑玩耍，你们抚摩着她们的娇小玲珑的头的时候，你们难道一刻也没有想到过，如果现社会情形不改变，她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她们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吗？关于你们的妹妹们以及你们自己的儿女的将来，你们难道会刻也没有想到过吗？你们的父亲一辈子受罪，天天愁着伙食钱，除了喝酒买醉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快乐，难道你们情愿你们自己的儿子们也是这样地终身受罪吗？现在，无论什么人只要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笔遗产，有了可以掠夺别人的资本，就可以驱使你们的丈夫，驱使你们的儿子，把他们当作牛马般看待，你们难道会情愿他们永远是这样下去吗？现在，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子，都是被主人驱使的奴隶，被有势力的人赶去做枪炮的肉盾，被有钱的人用来做肥田的粪土，你们难道会情愿他们将来永远是这样下去吗？

不，决不！一千个不！我是很知道你们的，你们的丈夫，起初非常勇敢坚决地参加罢工，但是到了后来，却不得不低声下气地承认那个肥胖的资本家以傲慢轻蔑的口吻所提出的条件。你们听见这消息，一定异常愤怒，全身的血都激动沸腾起来！许多西班牙女子，在某次民众暴动的时候，跑到队伍的前列，露出他们的前胸去迎接兵士们的刺刀。我很知道这种女人是你们异常崇拜的！那个少女听说个关在监牢里的社会主义者被恶官僚侮辱了，就亲自拿了支手枪，去把一颗子弹打进了那官僚的胸腔。我很知道，你们时常提起她的姓名就表示大的尊敬。[41]还有在巴黎公社的时期中，巴黎的劳动阶级的妇女在枪林弹雨下面聚集起来，鼓励她们的男人去奋斗牺牲。我也很知道，你们读到这个历史的时候，你们的心一定跳动得非常厉害的。

你们劳动阶级的妇女，我是很了解你们的，因此我敢断定，你们一定会和那些男子联合起来，同去为将来努力奋斗。

　

你们农人、工人、职员、兵士，总而言之，你们一切诚实的男女青年，你们都明白了你们应有的权利了，请你们都加入到我们里面来吧！请你们都来，和你们的兄弟们一起努力去预备社会革命罢！社会革命会把一切奴隶制度完全破坏，会把一切的镣铐完全打断，会把一切旧传统完全打破，给人类全体开辟许多新天地，到后来就会使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博爱实现在人类社会中。那时候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能完全享受自己劳动的产物，人人都能尽量发展他们所有的能力；大家终于能够过着合理的、人道的、幸福的生活了！

请你们不要来对我们说：“我们人数太少，能力太薄弱，要想达到我们的这个伟大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我们来数一数罢，看看在现社会制度下面，我们这般身受着不义的压迫的人究竟有多少。我们农人整年整月为别人辛苦，把米麦送给主人，自己只吃点秕糠，但我们人数却在亿兆以上！我们的数目是数不清的，我们占着民众的大多数。我们工人整天织绸缎、织丝绒，自己却只能够穿点破烂的衣裳。我们的数目也是极多的；每天汽笛一鸣，工厂放工的时候，各街各巷都被我们工人挤得满满的。我们兵士平时受人指挥，听人命令，我们去吃枪弹，使官长可以升官得赏，我们这些可怜的傻瓜呵，直到今天还只知道去枪杀我们的弟兄，其实只要我们稍微反抗一下，就会看见那些帽插羽毛，身佩勋章，指挥我们的官长们立刻就面无人色了。我们一切吃苦受罪受人侮辱的人我们的数目是数不清的。我们就像大海大洋一般；一切东西全可以被我们沉没，一切阻碍都能够被我们冲破。只要我们大家有决心，我们马上就可以把正义建立起来：地上的一切暴君都会跪倒在我们的脚下！

                     （巴金译）

[36] 浮士德（Faust）传说是十六世纪德国学者和魔术家。歌德（1749-1832）曾用这传说写了诗剧《浮士德》。因浮士德长年蛰伏书斋，故有此语。——译者

[37] 哈恩（G.A. Hirn，1815-1890），法国科学家。关于“热之机械论”他有几种著作。——译者

[38] 克劳宿司（R. Clausius，1822-1888），德国物理学家。以研究“热之机械论”著名，曾建立了它的一个基本法则。——译者

[39] 伊拉莫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英国博物学家和诗人，相信进化论。他的孙儿（Charles Darwin，1809-1882）是誉满全球的博物学家。——译者

[40] 德国诗人席勒（J.C.F. Schiller，1759-1805）著有《威廉·退尔》剧本，叙说十四世纪瑞士爱国者威廉·退尔争自由的故事。——译者

[41] 指俄国女虚无党人薇拉·沙苏丽奇（Vera Zasoulitch）的故事。——译者

** 第七章　战争[42]

现时欧洲的景象非常沉闷，同时也非常动人。一方面是外交的角逐，每次旧大陆的空气中散有火药的气味时，外交家与政客到处奔走的次数就立刻增加了。他们缔结同盟，拆散同盟，为确保自己的同盟者，他们视人群如畜生，任意讲价，随便买卖。“这几百万头作为我们这家对你那家的担保品；这若干公亩的草地作为饲养他们的场所，这许多码头作为运输羊毛出口的商埠！”这些市场上各人都施展其最能骗人的本领。这就是政治隐语的所谓外交！

另一方面是漫无止境的军备竞争。每日都有更好地杀害我们同类的新发明，新浪费，新借款与新租税。喧嚣的爱国主义，狂热的排外心理，散播国际间的憎恨，成为政治与新闻业最有出息的生意。对儿童的时期他们也不爱惜；他们把孩子们编成队伍，教养他们，要他们憎恨普鲁士人，英国人与意大利人；训练他们，要他们盲目地服从当时的统治者，不管这些统治者是蓝的白的黑的。待21岁的钟声一响，人们就像装载骡马似的，把子弹干粮与食具驼在他们背上，并要他们手里握着一根快枪，教他们跟着军号的声音行走，并像凶兽似的左右杀人，而永不使他们自问究竟是为的什么？是否有确定的目的？站在他们面前的，不论是德国或意大利的挨饿的穷人，或者被贫困所不得已而暴动的他们自己的同胞——军号响了，盲目地杀人吧！

看，这就是我们的统治者与教育家，玩弄他们全部聪明所达到的结果！看，这就是他们赐给我们作为理想的一切智慧，而且这恰恰在各国的穷苦朋友伸手于国际以外互道安好的时代呢！

　

“啊！你们不愿意社会主义，你们就将有战争，将有30年的战争，50年的战争，1848年以后，俄国的革命者赫尔岑[43]这样说。他的话果然应验了，战争已在我们眼前；世界的炮声所以暂时停止，为的是休息一下之后，可以重新在别处轰击而且轰击得更厉害，十年来，欧洲的战争，民族的大屠杀，无时不在威胁我们，而不使我们知道究竟为什么要打仗？同谁打？打谁？以什么原理的名义？为的什么人的利益？

古时如果发生战争，人们至少知道他们为什么相杀。“某国王侮辱我们的国王，所以我们杀死他的百姓”，“某某皇帝想夺去我们皇帝的省份，所以为保存我们神圣陛下的领土，我们慷慨赴义吧。”这是说从前是国王的竞争打仗；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样是顶愚蠢的，而且国王们为着这一类的理由，只能募集少数的人供他牺牲。今天，奇怪，为什么全体的人民要加入互相残杀的战争呢？

国王现在已不算在战争的问题以内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44]，即使知道法国人如何骂她，她也不敢发脾气了；英国人也不会因为她受辱而替她报仇了。但是你们能肯定一两年以后，英国人与法国人，为着埃及的霸权，彼此不动干戈么？东方的情景也是一样，全俄罗斯的沙皇亚历山大，无论如何独断，如何凶恶，如何自命为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圣彼得堡的银行家与莫斯科的工业家，——就是这些人今天自称为“爱国者”——叫他派兵出战他只好吞下安特拉西[45]与萨利斯伯来[46]的侮辱，一声不发地深藏在他的王宫中。

这是说，在俄罗斯如在英国，在德国如在法国一样，人们已不再为国王的私意打仗了，那么，究竟为谁打呢？现在是为增加罗斯齐而特，施耐德[47]，安星公司[48]等大富豪的财产与进款，为了养肥大银行家与大工业家的们的贵体，人们才去自相残杀的呀！

现在是资产阶级公司间的竞争起而代替君主间的冲突了。

　

不错，现在人们还在大谈其“政治的霸权”。可是我们若把这形而上的本体演成物质的事实，我们只要考察德国目前怎样表现其政治的霸权，我们就会见到这只是“经济的霸权”在国际的市场上作祟罢了。现在德法英俄奥等国家所欲取得的，并不是政治的统治，而是经济的称霸。他们想拿到的是强迫邻国接受他们的货物，与关税率的特权，是剥削工业落后民族的专利；是在没有铁路的国家建筑铁路，因而成为市场主人的优先权。最后，他们是想随时向他们的邻国夺取一个商埠，籍以激发他们的商业，占领一个省份，籍以推销他们过剩的商品。

我们今日之所以互相残杀，实在是为我们的大工业家所能得30%的利益，是为我们的金融界巨头能在交易所中占着独断的权力，是为矿业公司与铁路公司地股东们能享300,000法郎的年金。因此，我们如果是稍稍合理的，我们就应该把我们国旗上的食肉鸟换成“金顿”[49]把他们的旧徽章换成“钱袋”，从前用世袭王族的名字称呼联队，现在也可以换做工业界金融界王族的大名了；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施耐德三世，安星十世，罗斯齐而特二十世。这样一来，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究竟是为谁在杀人。

　

开辟新市场，强销或好或坏的商品，这就是欧洲与新大陆现在全部政治的基础，也就是19世纪一切战争的真实原因。

在十八世纪，英国首先完成输出大工业的体系。他使无产者集中到城市来，它教他们做比较完善的手艺，他增加生产，增加百倍的生产，他开始在仓库中堆积如山的货物，可惜这些货物不是给那些<strong>制造它的</strong>穷人使用的。纺织棉布与羊毛的工人，每天所得只顾自己与家人苟活，他们用什么购买自己的产物呢？起锚航行海洋的英国船舶，在欧洲大陆，在亚洲，大洋洲与美洲寻觅买主，确信找不到相当的竞争者。贫困，凄惨的贫困笼罩着英国的城市，而制造家与大商人，则一瞬间便成极大的富豪；在外国骗来的财富积聚在少数人的手里。大陆的经济学家满口赞颂，要他们的同国人也做同样的事业。

十八世纪末期，法国已开始同样的进化，它也组织以出口为目的的大规模的生产。转移权力的革命逼得乡间穷人走向城市，使资产阶级富上加富，给当时法国的经济演变以新的突进。英国的资产阶级，因此大气恐慌，他们并不是恨法国宣告共和或巴黎的流血，而是怕法国做他经济上的敌手；得着贵族的协助，他们向威胁他们封锁大陆欧洲大陆市场，不准他们货物进口的法国资产阶级，宣告势不两立的战争。

我们都知道这次战争的结果，法国是失败了，可是他在世界市场上，已取得他的地位。英法两国资产阶级甚且暂时缔结动人的同盟：他们两者自认是姊妹国。

法国不久前便超过了他的目的。竭力生产出口的货物，她想占领市场，而不注意工业的进步已自西方慢慢扩展到东方，许多新的国家亦已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法国的资产阶级总设法扩大他们利益的范围。他们忍受拿破仑三世十八年的专政[50]，无非希望这个窃国的暴君能强迫全欧洲接受他的经济条件，待晓得他的无能之后，才就把它像破鞋似的抛弃了。

一个新的国家——德意志，采用同样的经济制度。他也把乡间穷困的农民驱入城市，使城市的人口在数年之内增加了一倍。他也开始大量的生产，一种可怕的工业，既有改良的工具供人使用，又有传播很广的技术与科学的教育，在旁协助，也连续集聚了并非为生产者消费，而为运输出口与主人致富的产物。资本积聚起来，并且想法在亚洲，非洲，土耳其或俄国寻找有利的投资的机会。柏林的交易所于是与巴黎竞争，并想压倒巴黎的交易所。

那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发出一种呼声，就是：“无论在任何国旗之下——甚至普鲁士的也好——统一起来，利用这统一的势力，强迫他的邻国接受他的产物与税率，占领波罗的海或亚得里亚海了一个好商埠，如果可能，击败法国的军力，法国威胁欧洲，要欧洲接受他的经济条件做商约有20年之久了。

1870年的战争就是这种呼声的结果，法国不再支配各国的市场，而是德国继承它掌握了商业的霸权，由于获利的渴望，它也时常不管侵蚀其经济基础的恐慌，财政破产，不安定与贫困而设法扩展其剥削的范围。非洲海岸，高丽农田，波兰平原，俄罗斯草原，匈牙利山野与保加利亚满是蔷薇的河谷——一切都能激发德国资产阶级的贪心。德国的商人每次看到这些几乎没有耕种的平原。这些仅有小工业存在的城市，这些寂然无声的江河。他的心就动了。他的臆想给他计划，怎样从这些荒废的财富中取得一袋一袋的黄金，怎样他可以使这些人民曲膝于他的资本主义之前。所以他发誓要把“文明”换言之，剥削，搬到东方。在期待的时候，他要强迫意大利，奥地利与俄罗斯接受他的商品与铁路。

不料这些国家也轮着脱离他邻国的经济束缚了。他们也渐渐进入“工业国”的轨道。这些后起的资产阶级也求之不得地尽量以出口为致富的捷径。不过短短数年间俄意二国在工业上的扩展也有了惊人的进步，被压在最凄惨贫困中的农民，既无购买的能力，而俄，意，奥的制造家也在为出口而生产。所以他们也需要市场，欧洲的市场，既已被占，他们只好向亚非二洲寻找出路，所以将来必有一天他们因分赃不均，动起武来。

　

在现代工业特权（这是那班支配管理工业的人所给他的）所创造的情况中，何种同盟最能维持长久呢？德俄的同盟纯粹是仪式的[51]。亚历山大与威廉[52]正可以任意拥抱，而俄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却“客气的”厌恶德国的资本家，后者也还以同样的礼貌。我们都还记得俄国政府增加三分之一进口税的时候，怎样引起德国报纸的愤怒。“反俄的战争，在我们德国，比1870年的战争，还要得人拥护。”德国的资产阶级与跟随他的工人们这样说。

什么！这绝妙的德奥同盟，不是写在流沙上的吗？这两强的资产阶级不是为着进口的税率而相互龌龊吗？就是奥匈的两姊妹国，不也是为着剥削南部斯拉夫人的利益冲突，快要宣告税率的战争吗？法国本身对于税率的问题不是有分成几派吗？

是的，的确如此，你们不愿意社会主义，你们就将有战争，假如革命不来扫除这又荒谬又愚蠢的情况，你们将有30年的战争。同时，我们又必须知道，仲裁，均衡，常备军的废除，军备的解除等等只是美妙的梦想，没有半点实际的价值，只有革命，把工具，机器，原料与一切社会财富，还给生产者，并把全部生产方法，彻底改造，使其能满足全体生产者的需要之后，才能消除夺取市场的战争。

各人为全体工作，全体为各人服务，看，这是建立国际和平的唯一条件，今天谁不高声要求这种和平呢？只因现在社会财富的掠夺者处处阻挠他的实现，我们还时时受着战争的威胁呢！

[42] 本章写于1883年，可是到现在还是真实的。——著者（俄文本注）

[43] Alexander Herzen（1812-1870），俄国的革命的思想家，后半生亡命西欧，在伦敦先后创办《北辰》、《镜》两刊物，宣传革命，后来病死在法国。——译者

[44] Queen Victoria（1819-1901），英国女王，在位六十四年（1837-1901）。——译者

[45] J. Andrassy伯爵（1823-1890），匈牙利政治家，1867年任首相，1871年任奥匈联合国外交部长。——译者

[46] R. Saijsbury伯爵（1830-1903），英国政治家。曾组阁三次，又曾抑制俄国的南进政策。——译者

[47] J.E.Schneider（1805-1875）法国政治家和工业家。他的孙儿Eugene Schneider（1868年生）继承他的冶金工业的首脑，很成功。——译者

[48] Compagnie d' Anzin 当时法国最大的煤矿公司，Anzin在法国北部。——译者

[49] 金顿为拜金主义者的偶像。——译者

[50] 拿破仑三世1852年12月即法国皇帝帝位，至1870年9月普法战争中兵败被囚，共十八年。——译者

[51] 当时（1883年），德国资产阶级不知俄皇实力不厚，已准备对对俄发动大战，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与英奥，意，瑞士，罗马尼亚等国结成同盟。俄国便以俄法同盟对抗，当时才因此避免了战争。——著者（俄文本注）

[52] 指俄皇亚历山大与德皇威廉。——译者

** 第八章　革命党之少数

反对我们的人时常对我们说：“你们所主张的一切，都是很对的；你们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再好没有的，他的实行的确能引出世上的幸福与和平，可是愿意这样的人却多么的少数，懂得这种主义的人又有多少，委身从事这种革命的人尤其是少数之少数！你们不过是最少数的人，几个薄弱的团体散布在冷漠的群众中间，你们的面前站着可怕的敌人，他们既有很好的组织，又有军队，资本与教育做他们的后盾，你们怎样能抵挡了？你们所要从事的斗争，可惜超过你们的能力太多了！”

这就是我们不断地听见反对我们的人甚或一般朋友对我们发表的反对议论。我们现在不妨去看看这种议论是否确实。

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的团体，若与法、西、意、德等国家的数千万人民比较，的确是很少数，那是毫无疑问的。一切代表新思想的团体，起初都是极少数。就<strong>组织</strong>说，直到革命的那一天，我们人仍就还是极少数，也是可能的，但是但这是攻击我们的一种论据吗？现在是投机主义者占多数的世界，我们也应该跟随着变成投机主义者吗？直到1790年，是保皇党，立宪派构成社会的多数人，当时的共和党人眼见法国正迈着大步走向王权的崩溃，是不是应该因为自己是极少数人就放弃共和的理想，跟在多数人后面去做保皇党或立宪派呢？

就数目说，我们是极少数的人，又有什么关系，要讨论的问题并不在此！重要的是去观察无政府共产主义与现代人类脑筋中——尤其是拉丁民族的脑筋中——所发生的思想进化是否符合。关于这点，没有半点怀疑的可能。进化并不倾向强权主义的一边，个人，生产与消费团体，公社，联合会等渐渐获得最大的自由，才是进化的正轨；所有主的个人主义正与进化背道而驰，共同生产与消费才是进化的合规趋势。共产主义这名词在各大城市中，不再使人惊怪了，这所指的当然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在个乡村中，进化也发生于同一方向，法国有许多地方，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农民很早就有把生产工具收回公有的倾向了。所以我们每次上大众发表我们的思想，每次以简明易懂的语言，确实可靠的例证对他们说到我们所了解的革命时，不论在工业的中心或小生产的农村，我们总时常受着他们的欢迎与赞扬。

他们能不这样赞扬吗？真的，假如<strong>无政府主义</strong>与<strong>共产主义</strong>是少数学者在在书斋中，以哲学的推理杜撰出来的，那么，他们得不到民众的响应，也是不足怪的。但是这两个主义的思想是从民众的衷心产生出来的。是一般农民与工人在日常工作的闲暇，想象着较好社会的结晶品。它们是这个世纪前进精神所孕育的徐缓进化的表象。他们是民众对于改造社会的概念，这概念会使正义，休戚相关与博爱等等的精神，实现于城市与乡村的日常生活中。既由民众中间产生，又以简明的语言陈述，他当然会得着民众的欢迎。

的确，革命的真实力量，就在民众身上。至于团结与组织的活动同志，他们虽相当勇敢地冒革命斗争时的种种危险，而他们的力量，总不及民众的强大。他们是少数人，他们只负发动的任务。他们的数目会一天天的增加，他们的力量也会一天天的扩大，只有到发动的前夕，今天的少数人才会成为那时候的多数人。

　

历史在那边告诉我们，在革命前一天还是少数的人们，如果的确代表民众的臆想，如果革命延长若干时间——这是基本的条件——使革命的思想，有传播萌芽与结果的可能，一到革命那天，就会成为优越的力量。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并不是一天或两天的革命，能使社会向着无政府共产主义方面演变：短时的暴动举事，只能推翻一个政府而代以另一个权力。它能推翻拿破仑三世而代J. 法佛尔[53]的政府，可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却实在一点也没有改变。依我们看，必须经过三年，四年，甚或五年的混乱时间，才能够完成剔除私有财产制与改造现社会组织方式的革命。法国要五年——至1788年至1793年——的连续暴动才推翻了土地的封建与王权的独裁制。我们也要三四年的大暴动，才能打倒资本阶级的封建制度与富人政治的特权。

就在这昂扬的时期，一般的精神，以加倍的速力活动；华美城市或简陋乡村的居民个个注意公众的事业，人人辩论，讲话，演说或促使别人觉悟，就在这样热烈的时期，现存团体所播下的无政府思想，才能萌芽结子，才能在大众的精神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到了那时，就是今天的中立者，也会成为新思想的确信者。

这就是思想进展的历程，法国大革命便可以作为最好的例证。

　

真的，这次革命没有做到我们说你想的那样彻底，它只推翻了贵族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政府。它没有动到私有财产制，私有财产制反而因他而更牢固；是它给资产阶级奠定了剥削的基础，但它废除农奴制时，所得的结果却是无限量的；它以暴力铲除了这个古老的害人制度，总比用法律来废除任何东西来的有效。他开辟以后无数革命的纪元，社会革命也由此而逐渐逼近。它给法国人民以革命的激励，要是没有这种自动激励，一般人或者还在最卑劣的压迫下。捱过许多世纪呢，它给了世界也追求“未来”的丰富理想；它唤醒反叛的精神，它使法国的儿女受到革命的教育，1871年法国所以有“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54]，它的人民当别国还在强权与立宪思想（即法国在1848年甚或1780年以前所经历过的）的时期，所以情愿接受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想，其故就在18世纪末期，他们所经过的四年革命。

这就使我们回想到革命前数年，法国的社会的景象如何惨淡，当时想废除王权与封建制度的人们是多么的少数！

农民沉溺在我们今日难以想像的贫困与无知中。他们僻处乡间，没有合规的交通，连一二百里外所经过的事变，都不认识，他们终日屈身在梨下与陋室中生活，好像被命中注定，永远要做农奴。共同一致（l'entente commune）（或一致的行动），是不可能的，稍有举世暴动，军队即来屠杀参加的人，把主使者绞死在水池附近18尺的绞台上。那时仅有少数密密的宣传者经过乡村，把憎恨压迫者的情感吹入一般人的脑海，使极少数有胆量听他们谈话的人起一点小小的希望。当时农民几乎还不敢要求面包或者稍减赋税。我们只要看看乡村的请愿书，就可以明了我们所说的并非虚构。

至于资产阶级，最能形容其特征的是<strong>懦怯</strong>。极少数的孤立个人有时冒险抨击政府或以某种大胆的行为唤醒反叛的精神。而最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却在国王及其宫廷，贵族阶级及其侍从之前卑躬屈膝地表示忠顺。只要查阅当时地方政府的记录，就可见到1789年以前资产阶级的议论是如何的卑鄙。不管路易·布朗[55]与其他阿谀这类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怎样颂扬，他们的言论处处露出最无耻的懦怯，当时的少数革命党人，看看四周的情形，便会感到无限的失望，德木南[56]说得好：“1789年以前我们共和党人几乎只有一打左右呢！”

　

三四年以后，情形就大变了！等到王国的的力量随着事变的过程而动摇的时候，人民即开始暴动了。在1788年还只是农民局部的小暴动；就跟今天局部的小罢工一样，他们在法国各地爆发，不久，就逐渐扩大，逐渐普遍，终于成为难以镇压的大暴动。

两年以前，农民只敢要求减少租金（像今天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一样）。两年后，即1789年，他们已进得更远了，他们脑中已有一致的思想，就是想完全割断贵族教士与资产阶级地主的束缚。等到农民知道政府已无力抵抗暴动的时候，他们就先后起来攻击他们的敌人，少数有决心的人放火烧毁最初的几个宫堡，至于大多数的群众，还很懦弱，很柔顺。他们等着山岗宫堡的火焰直升云霄时，才把收税官吊上绞过14世纪农民暴动先驱的绞刑台，但是这次军队却不来了，他们在别处有事，反叛于是一村一村的蔓延传播，不久法国的一半都被火焰罩住了。

当资产阶级的未来革命家还跪在国王面前的时候，当未来大革命的大人物还想以种种让步平息暴动的时候，乡村与城市，在全级议会（États généraux）[57]开会与米拉波[58]演说，以前就反叛了。数百小暴动——泰纳[59]说有300——在巴黎人没有以枪矛于少数坏炮占领巴士底狱[60]以前，早就在各地的乡村中爆发了。

从此以后，镇压革命，已成不可能了。暴动如仅爆发于巴黎，革命如仅由议会来发动，反叛的人们一定会淹没于血河中，反革命的人一定会手持白旗一村一村，一城一城地杀害农民与“无裤党人”[61]。所幸，革命从开始时期，即采取另一个方式。它几乎同时在无数地方爆发；在暴动省份的每一村，每一镇，每一大城，革命的少数人，以自己的果敢精神，以民众愿望的默许与援助。占领宫堡，市政府与巴士底狱，威嚇贵族与巨富的资产阶级，废除世袭的特权。总之，少数人开始革命，大多数人跟着他们前进。

他们预料那将要来的革命，也是一样，今天由极少数人代表而逐渐确定于民众中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思想也会在人民大众里面，找到发展的出路，散播在各处的团体，数目虽然不多，力量却很强大，因为下层的平民能做他们的后盾，它们不久就会举起暴动的旗帜，这暴动将同时爆发于成千成万的地点，它将阻止任何政府的成立，使其无法妨碍大事的进行。它将延续很久，待完成废除私有财产制与国家的使命之后，方才罢休。

一到那天，今天的少数人将成为人民的大众。这起义攻击私有财产与国家的大众将迈步走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目标。

[53] G.C. Jules Favre（1809-1880），法国政治家。反对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为共和党领袖之一。1870拿破仑三世战败后，曾任临时共和政府的外交部长。——译者

[54] 参看本书第十一章。——译者

[55] Louis Blanc（1811-1882），法国历史家和社会主义者，著有《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大本，二卷）。——译者

[56] 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中的一个领袖，1789年以激烈的演说鼓动巴黎民众，攻打巴士底狱，1794年与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一起上断头台。——译者

[57] 法国政府于1788年8月召集“全级议会”，次年5月5日正式开会，集贵族，僧侣，平民三阶级代表于一堂讨论国是。——译者

[58] H.G.R. Mirareau（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政治家。1789年米拉波律师以平民代表资格参加全级议会，因贵族，僧侣不与平民代表合作，米拉波发表演说拒绝国王命令，抛弃贵族与僧侣，和他的同志们在同年6月自行组织“国民议会”。——译者

[59] H. Taine（1828-1893），法国历史家兼文学批评家。著有《现代法国的起源》（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1876-93）一书，法国革命史（J. Purand英译本，1913，纽约版，三卷）便是这书的第二部分。——译者

[60] 巴士底狱当时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监狱，1789年7月14日被巴黎人民攻入摧毁。——译者

[61] Sans-Cnlotte，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中的激进派共和党人。——译者

** 第九章　秩序

世人时常责备我们用这非常使人害怕的“无政府”（Anarchie——安那其）字眼作为我们的标语。他们说，你们的思想是高超的，可是，你们要承认你们党的名称实在选的太坏了。“无政府”在一般人的口中是与<strong>无秩序</strong>或<strong>混乱</strong>同意义；这几个字使人立刻生起“利益相冲突，个人相斗争，世上永无和谐希望”的观念。

　

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个行动的党，一个代表新意向的党很少有自择其名的可能。后来非常普遍的“渤拉邦讨饭党”（Les Gueux de Brabant）[62]一名并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首先只是绰号（这绰号起得很好），但由党使用与一般人接受之后，不久，就变成党的光荣称呼。最后人们也承认这绰号实在含有整个的思想。

1793年的“无裤党”又怎样呢？这也是平民革命的敌人，造来侮辱革命党人的绰号罢了；但是它也含有整个的思想，它就是代表衣衫褴褛，倦于贫困的平民，反对以丰衣足食自称爱国的保皇党与“雅各宾党”[63]，那些衣冠楚楚的“雅各宾党”，不管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铜像之前，怎样焚香祭拜，不论他们的演说怎样堂皇动人，毕竟是平民的真正敌人，因为他们蔑视平民的贫困，厌恶平民的自由平等的倾向，反对平民的革命热忱。

“<strong>虚无</strong>主义者”这个名称也是一样，它使当时的报章记者大做文章，不知耗费了多少笔墨，经过了多少无谓的争辩，才使人们知道它并非什么古怪而带有宗教色彩的党派，他却是真有革命力量的集团。由屠格涅夫[64]首先在他的名著《父与子》中用了这个字眼，一般做“父亲”的，因儿子的不服从，就用这个外号来向他们报复，做“儿子”的也欣然接受了，待觉到“虚无主义者”这字眼含有许多误会而想摆脱的时候，事实已不允许他们改名了，报章与大众都不愿以“虚无主义者”以外的名称指当时俄国的革命党人。此外，这个绰号继续也没有半点选错，因为它也含有整个的思想，所谓“虚无主义者”就是一切旧制度的敌人，他们否定现代以一阶级压迫另阶级为基础的一切文明的事实。他们抨击现在的经济制度，政府与权力，他们否认资产阶级的统治，守旧的科学，资产阶级的道德，为剥削者服务的艺术；过去无数世纪遗留给现在社会的恶劣习俗与虚伪，也为他们所厌恶——简括地说，他们是今天才有崇高光环的全部资产阶级文明的否定者。

“安那其”这字眼也有同样的历史，当初国际劳动协会[65]中忽有一派否认协会中的权力，并反对一切方式的强权，他们先以<strong>联合派</strong>（fédéraliste）自称，后以<strong>反国家派</strong>或<strong>反强权派</strong>自命。他们时常还避讲“安那其主义者”的名称。“安-那其”（an-rehie，这是当时的写法）一词好像太于蒲鲁东派[66]接近了，因为当时会中正在攻击普鲁东派经济改良的思想。但是一般敌人就为了这个原因，就为了播散混淆，故意把当时的反强权派叫做“安那其主义者”，并造谣中伤地说“安那其主义者”这名称就可以证明他们的唯一野心是制造无秩序或混乱，而不丝毫想到远大的目的。

无政府主义者也就立刻接受了人们给予他们的名称。他们首先还注意“安”于“那其”之间的短线，解释在这个写法之下，起源于希腊文的An-archie（安-那其）即“无权力”非“无秩序”的意思；但不久，他们便接受了现在的方式，不再给校对员以无益的工作，也不再向读者讲解希腊文的功课了。

所以这个字便恢复它原来的普通解释，即英国哲学家边沁[67]在1816年以下面的词句发表所发表的意义，他说：“一个哲学家想改革一条坏的法律，并不劝人以暴动去反对法律。——无政府主义者的性质完全不同。他否认法律的存在，他弃绝法律的价值，他煽动人家不要承认它是法律，并且一致起来反对他的实施。”今天这个字眼的意义格外扩大了：无政府主义者不但否认现有的法律，而且反对任何已成的权力与任何强权；话虽如此说，而其基本的性质仍是一样：由反叛开始，他总是否定一切方法之下的权力与强权。

　

“但是这个字眼立刻使人想起秩序的否定，无秩序或混乱的意思呢！“有人这样说。

我们努力去了解吧。人们所说的，究竟是什么<strong>秩序</strong>？是否就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所渴想的大同，是否就是指人类不再分成两个阶级，不再有这一阶级牺牲那一阶级的状态时完全自由地成立人类关系的和谐社会？是否就指万人一体，天下一家，个人为大众的安乐努力，大众为个人的幸福工作，彼此利益相同，休戚相关的理想佳境呢？显然不是！责备无政府主义者就是破坏秩序的人，并不谈论这将来的大同，他们所说的是现在社会中所了解的秩序。所以我们不妨去看看无政府主义者所要破坏的秩序究竟是什么。

今天的所谓秩序，不过是全人类十分之九代最少的最少数的懒惰者工作，使其有穷奢极欲的物品，以过其最丑恶的娱乐生活罢了。

今天的所谓秩序，不过是剥夺卫生生活与智慧合理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多数条件，使人类的十分之九，逐日偷生苟活在牛马的状态中，不敢想到科学研究与艺术创造所给人类的享乐罢了。唉！这就是秩序！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贫困与饥馑成为社会的常态；就是爱尔兰的农民死于饥饿，俄罗斯的百姓毙于荒年之后的白喉伤寒与却食，好让富者强者积麦如山，运输出口，以满其自私的欲壑；就是意大利的人民抛弃富饶的田野，投身四方，遍游欧洲，寻觅未成的隧道，从事开掘，以保全他们颠连无告的苦命，一旦岩石倾覆，陷身其中，他们冒这重险，亦不过为了苟延他们几年几月的黑麦面包生活罢了。唉！这就是秩序！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变良田为牧场，以共富者肉食，停留荒地以待垦，坐视耕者流离！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逼妇女卖身养活他们的子女，逼迫儿童进工厂做苦工，或使他们夭折于羸弱；也就是使工人变做机器，把劳力变为商品。就是暴动工人的幽灵，显现在富有者的户外；反叛人民的鬼影。呆立于统治者的门前。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教养于政府讲席中的少数人，以统治者的资格，压迫大多数的平民，俯首听命，并训练其子孙继承其职位，好让他们以奸计，贪污，暴力，屠杀，延续其特权于万世。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战祸连年，民生水火，人与人战，行业与行业战，阶级与阶级战国家与国家战，猛烈的炮声不绝于老大的欧陆，乡野摧毁于炮弹下，民命牺牲在战场中，几世纪来勤劳所积的财富，一年间就消耗为乌有！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人格被奴役，思想被束缚，以铁与鞭维持同胞于低贱的境地。就是矿夫被煤气闷死，石匠被岩石压毙。尸积如山，命损千百，每年都由主人的贪婪，演成惨剧，间或诉诸政府，政府即以枪炮击之，诬为盗贼之徒，该遭征伐。啊！民众轻如蝼蚁，穷人的怨恨，从何控诉呢？

总之，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巴黎公社溺于血河，三万余男女儿童，被枪弹炮弹击毙，葬身于巴黎路下的生石灰中；就是俄国青年被捕入狱，埋骨于西伯利亚的雪乡，而其最纯洁最优良与最忠心的英雄只被绞死在刽子手的绳索中。

唉！这就是秩序！

　

然而，什么是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呢？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指人民举事，反对这丑恶的秩序，斩断锁链，摧毁障碍，一致向着较善的将来前进，为人类历史中之最光荣的盛举。

就是革命前夕的思想反叛；就是过去停滞时期所遗下的种种陈旧假定的推翻；就是新思想如怒吼似的澎湃，大胆发明如春笋似的蒸发，就是科学诸问题的逐渐解决。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古代奴隶制的废除，公社的暴动，封建奴隶制的解放，经济奴役制的消灭。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革命农民反对教士与封建领主的暴动，就是焚毁宫堡，改造茅舍，脱离黑暗洞穴，进入阳光地位的叛乱；就是法国消灭王权，给西欧农奴制以最后致命伤的革命。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国王发抖，贵族惊怖，初次宣告劳动权（droits du travail）的1848年；就是巴黎平民为新思想而斗争，随在屠杀之下，仍前仆而后继，把自由公社的思想留给人类，给人类开辟革命的纪元，我们已见其渐渐的阶级社会革命亦必随着这秩序的扰乱而降临。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历史的伟大时代，大家为人类准备较善的生活，为他们摆脱过去奴隶制的束缚，而坚持不断的斗争与牺牲。就是民众的天才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使其在数年之内完成巨大的进步，人类由此摆脱古代的奴隶状态，才不再为终身陷于贫困泥沼中的可怜生物！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最美丽的激情的开花，和最伟大的献身精神的焕发，就是人类无上挚爱的史诗！

总之，“安那其”这个名词既然是以上所谓秩序的否定，又是人民一生最美的时期的回忆，那么，一个向着较善将来前进的党派，以他为名，岂不是很贴切吗？

[62] Brabant原为中世纪尼德兰公国，现在南部为比利时的一省，北部属荷兰。“讨饭党”是当时人们给1565年结党的弗兰德斯贵族起的绰号。——译者

[63] Jacobina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共和党，他们隶属于雅各宾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地址在巴黎雅各宾寺院，故称为“雅各宾党”。——译者

[64] Ivan Tourgueneff（1818-1883）俄国小说家。《父与子》是他的长篇小说，有巴金的中译本。（《屠格涅夫选集之四》，文化生活社版）。——译者

[65] 即第一国际，1864年在伦敦成立，1866年9月在日内瓦正式开第一次会，出席的人为加协会的六国工运代表。——译者

[66] 指蒲鲁东的追随者（比利时劳工运动领袖德·柏朴是协会中最活跃的会员之一）。P.J Proudhon（1809-1865），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被人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译者

[67] J.Bentram（1784-1832）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译者

** 第十章　公社

*** Ⅰ

我们时常说，社会革命应从公社的解放着手，只有绝对独立，丝毫不受国家钳制的公社[68]，才能给我们以革命所必需的环境与完成革命的方法，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总非难我们，说我们想恢复古代已经有过，今日已无存在理由的社会方式。他们说：“公社？公社是古时的事情呢！你们想破坏国家而代以自由的公社，你们已经把目光转向过去了，你们想把我们重新引到中世纪去，重新燃起公社间的过去斗争，因而破坏历史过程中所不易得到的国家统一。”

好吧，我们来观察这个批评，看看他是不是有理。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一切与过去的比较，往往只有相对的价值。假如我们所愿意的公社实在只是中世纪公社的恢复，那么我们可否承认今日的公社一定要用七个世纪以前的方式呢？那是很明显的，公社若成立于今日电报，铁路，国际科学与纯粹真理研究的时代，它的组织与12世纪的当然不同，我们将站在绝对新的事物面前，绝对新的情况里面，这事实与这情况势必引出绝对不同的结果。

此外，我们的反对者，各色政体的国家的拥护者，也该也应该想到我们也能够以绝对相同的议论，非难他们。

我们也可以同样而且更有理由的告诉他们，把目光转向过去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们自己，因为国家是与公社同样古老的政体。所不同的只是国家在历史上是任何自由的否定，是专制与独断，是臣民的毁灭，是断头台与笞刑场等等的代表者，而我们恰恰在公社的解放，人民与公社反抗国家的起义中，找到了历史最光荣的几页。真的，我们即使要依恋过去，也不会把目光转向路易十一，路易十五[69]或叶卡捷琳娜二世[70]，我们宁可把阿马尔菲（Amalfi）佛罗伦斯（Florence）都鲁斯（Toulouse）拉翁（Laon）列日（Liege）库特勒（Courtrya）奥格斯堡（Augsbourg）努连堡（Nuremberg）蒲斯可弗（Pskoff），諾弗哥洛（Novgorod）等公社与共和国[71]，作为我们注意的对象。

所以现在不是玩弄词句或诡辩的时候，现在要做的是研究与精细分析的工作，我们不可因拉夫莱先生[72]与其热心的学生们只对我们说：“但是公社，这只是中古了！所以他已被判为死罪！”我们也回答他们：“国家，这只是恶行的全部过去；所以我们有理由把它判处死刑！”

　

在中世纪公社与今日所希望成立而不久或将成立的公社中间，有许多基本的差别存在：六七百年的人类发展与苦难经验堀下了整个的深渊。我们请来观察他们的主要的不同。

十二世纪若干城市资产阶级所结成的“同谋”（Conjuration）或“同盟”（Communion）究竟有何种主要的目的呢？他们的目的非常简单，无非想摆脱封建领主的束缚罢了。不同的居民，商人和手工匠，彼此联合起来，发誓不准“任何人侮辱”他们中的一个或把他们中的一个作为奴隶看待，公社就是为了反对他的旧主人而发动的武装起义。历史学家基埃里引证12世纪一个著作家的话说：“<strong>公社</strong>是一个可恶的新字。他的意思就是：应纳人头税的人们对于他们的领主每年只那一次他们所应当的年金，如果犯了轻罪，他们也可以缴纳法定的罚金自赎；至于习惯强迫农奴交付的苛捐杂税，对于他们是完全豁免的。[73]”

所以中世纪的公社的确是为了反抗封建领主而起义的。今日的公社则想从<strong>国家</strong>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我们要牢牢记住，后来国王所代表的国家见到这个公社反抗领主的独立行动，恐怕对于自己的王冠有害，便立刻派遣军队去“讨伐”（如编年史上所说的）“那些流氓的暴行，他们想藉公社的名义，装起背叛君主统治的姿态。”

明日的公社一定会知道它不能再承认任何上级机构的存在；它上面只能有其他公社自由合意组成的<strong>联盟</strong>。它更知道他不能采取“骑墙”的态度：或者是公社绝对自由，它能创立它所愿意创立的制度，它能实行它愿意实行的改良后革命；或者它仍旧留在原来的状态中，只做国家的简单“分号”，一切行动受制于国家，时常站在准备与国家对抗的地点并明白真理与国家冲突，必然遭到惨败的厄运。它知道它应该破坏国家而代以自由的<strong>联盟</strong>。它终必照着这个主张进行。不仅如此，它并且还有实行的方法。今天不只是小城市举起公社暴动旗帜了。今天是巴黎，里昂，马赛，圣太田，迦太基尼（在西班牙）以及其他一切大城市都扬起同样的旗帜，做公社革命的响应了。这就是基本差别的所在。

　

中世纪的有产阶级，靠着商品的买卖与资本的经营，逐渐成为城市的巨富，从领主的束缚中获得解放之后，当时的公社也曾脱离这些富人的压迫吗？一点也没有！破坏了封建领主的要塞之后，城市的居民不久见到富有的商人在公社里建起征服他们的堡垒，所以中世纪公社的内部历史是贫富二者的斗争史，这激烈的斗争势必引起国王的干涉。贵族阶级于是在公社中发展起来，脱离了从前城外封建领主压迫的平民重新跌入现在城内富有领主的奴隶制度中，他们知道公社里再没有值得保护的东西，他们离开为争取本身自由而建筑的城墙，可怜这些城墙由于个人主义的制度的结果，变成新型奴隶制度的孔道了。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他们就让富有商人自行保护，后者终于失败了：一面耽于奢侈淫欲的腐蚀；另一面又少平民的协助，他们不久只好接受国王传令官的催促，交出他们城市的钥匙。在别的许多公社，是富人自己出来开了城门，迎接皇帝，国王或公爵的军队，籍以避免准备袭击他们的平民的报复。[74]

但是十九世纪公社的主要工作，不是扫除这些社会的不平等吗？不是占领积累的社会资本，把它全部放在愿意用它生产财富与增加公共福利的人们手里，任其自由支配吗？它的第一注意，不是破坏资本的势力，使那促成中世纪公社之覆灭的贵族阶级永远无法成立吗？它会拿主教与修道士做自己的联盟者吗？最后，它会描摹祖先只在公社中寻觅<strong>国家中的国家</strong>吗？他们废除了领土和国王的权利之后，只晓得依样画葫芦的重建相同的权力，而不知道这权利虽被四周的城墙限制，而仍旧保留它故存的全部缺点，我们这个世纪的无产者将效法这些佛罗伦斯人一面废除贵族头衔或使此类的头衔成为耻辱，一面又让新的贵族——钱袋的贵族产生吗？他们将跟这些到达市政厅的手工帐一样，虔诚的描摹他们的祖先，重建这一切他们才刚推翻了的权力的阶梯吗？他们会只改变人物而不改变制度本身吗？

当然不是的。十九世纪的公社，既有丰富的经验，可作前鉴，一定会更好的完成事业。它将是名称以外的<strong>公社</strong>，它将不只是<strong>公社主义的</strong>（Communaliste），而是<strong>共产主义的</strong>（Communiste）。不但在政治上是革命的，在生产与交换的问题上也是革命的。它将不是为着重新建立国家而消灭国家，许多公社一定会创立榜样，推翻代议的政府之后，而不再把自己的主权委托给偶然的投票。

*** Ⅱ

中世纪的公社，摆脱了领土的枷锁之后，也会设法打击领土力量所以形成的根源吗？也会设法帮助它周围的农民吗？也曾设法用农奴所没有的武器帮助它从城墙高处傲然俯视的那班不幸的人吗？完全没有呢！以纯粹自私的情感为出发点，中世纪的公社，把它关在它自己的城墙之内。多少次他在求帮助求避难所的奴隶之前，嫉妒地紧闭城门，收起吊桥，让领主在他的眼前，在火绳枪所能涉及的地点，杀害这些不幸的人。它以自己的自由自负，它不设法使呻吟于城外的同胞也得着这些自由。很多中世纪的公社，就以这个代价，让邻人保存着农奴制度的代价，获得本身的独立。并且看着平原的农奴始终枯守着他们的土地，既不认识工业，又不知道商业，时常要向城市购买铁器，金属与工业的产品，这不是公社少数大富翁的利益吗？当手工匠想把手伸给城墙以外的农奴时，他们怎能抵抗资产阶级的意志呢？资产阶级有权有势，又知道战术，并且雇有老练的佣兵，而手工匠却是赤手空拳，一无所有[75]！

现在是多么不同！胜利的巴黎公社只限于创立多少有点自由的都市制度吗？巴黎的无产阶级击碎自己的枷锁时，社会革命就在巴黎开始，乡间的公社起来响应。巴黎公社就在自身支持斗争的时候，也对各地农民说：“<strong>亲爱的兄弟，你们占领土地，占领全部的土地吧！</strong>”它不只限于说话，要是必要时，它的勇敢战士，必能武装下乡，帮助远地的农民完成他们的革命：驱逐土地的占有者，将全部土地还给一切愿意并知道耕种的人们。

中世纪的公社，只想把自己关在它的城墙以内；19世纪的公社则设法扩展于城墙以外，普及于整个世界，它以人类的休戚相关代替公社的特权。

　

中世纪的公社能自闭在他的城内，直到某种程度，可以不跟它的邻城来往，它即使与其他的公社发生关系，这关系也只限于反抗领主，保护“社权”的条约，或为公社的人，缔结远地旅行的互助协定，即使真正的同盟，如在朗巴底（Lombardie）、西班牙与比利时等地一样，成立于各城市间。这些同盟也因太不同质，太陷于不同的特权而相互分散，故不久即分裂成孤立的团体或在邻国攻击之下消灭了[76]。

拿这个来跟今日所要组成的团体比较，真有天壤之别！一个小公社，若与工商业及艺术的中心发生连续的关系，由于事务之必然，势必不能生存八天以上；这些中心本身也有向着邻近乡村，四周公社与遥远城市开放门户的必要。

假设某一个大城市明天宣布“公社”成立，废除辖区内的私有财产制度实行<strong>完全的</strong>共产主义，换言之，共同享受社会资本，劳动工具与劳动产品的利益，只要城市不被商人的军队包围，几天后，大车就会达到市场，运输工人就会从遥远的商埠运来大批必需的原料，城市的工业品，满足居民的需要以后，也会向世界各地寻找他们的买主；外国人将成群结队地来访问。无论是农民，邻近城市的公民和外国人，所有的人都会回到他们的家中，叙述这个自由城市的美妙生活，他们都会说，这里一切人都要做工，这里既没有穷人，也没有被压迫者，大家都在享受自己的劳作结果，而没有人来强占弱者的一份。孤立是不怕的：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的共产村中，所要害怕的，与其说是孤立，毋宁说是这四周的资产阶级世界不断地来侵犯他们的公社事务。

今天是商业与交换推翻了国家的界限，同时也破坏了古都似的城墙。他们已获得中世纪时期所没有的凝聚力。西欧一切住人的地点联络得极其密切，所以一处的孤立已成为完全的不可能；不论如何高的村落，即使在一座山的悬崖上吧，都有他所趋附的。他所不能截断关系的工商业的中心。

　

大工业中心的发展，更加可观。

今天钟楼的精神[77]还能引起两个公社间的嫉妒，阻止他们的直接结合，甚至燃起兄弟相杀的烈火。这些嫉妒固然阻止这两公社间的直接联合，而这个联合区却由大中心的媒介而间接成立起来，今天临近的两小市往往没有直接链接的关系存在；它们所维持的很少联系，非但不能成立休戚相关的友谊，反而引起彼此的冲突，好在两者早有时常发生关系的共同中心；不然他们便无存在的可能；无论钟楼的嫉妒如何强烈，它们不得不以它们获得供应品和销售生产的大城市为他们联合的中介；为维持他们与集中点的关系，为集合在这其中点的周围，他们两者都需变成这同一联合的一部分。

然而这个中心本身对于周围的公社，也不能有侵犯的优越权。由于工商业需要无限的变化特性，一切居住的地点已有他们所属的许多中心，待着它们的需要逐渐发展之后，它们即属于能满足其新需要的新中心。我们的需要如此富于变化，它们发生的如此迅速，一个<strong>联合</strong>不久即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全部。公社于是觉得有缔结其他同盟，进入另一联合的必要。作为粮食团体一份子的公社，为获得其他必需的物品——如金属之类的——必须加入第二个团体，为了布匹与艺术作品，它又需做第三第四团体的一份子。请拿不论任何地方的经济地图来看，便可见到没有经济界限的存在。各类物品的生产与交换地带，互相交错，相互穿透，相互积累。公社的联合也是一样，如果任它们自由发展，它们不久也会互相交错，互相穿透，互相积累，终于形成一个比国家机构还要紧密还要完整，还要“牢固且不可分的”组织网，而国家行的机构却只是并列的，如木枝捆在斧钺周围似的松散的结合罢了。

如此。我们重述一句，那些反对我们说，公社一旦脱离国家的束缚，便会互相冲突，互相残杀，因而构成不断内战的人，忘了一个事情，就是密切的关联。由于工商业的吸引中心以及这些中心的日益增多与其不断地来往，早已存在于不同的地点，他们根本就知道中世纪关闭的都市和在险要道路上慢慢走着的结队商人随处受着土匪式领主监视的情形；他们显已忘掉今天这些人，货，信，电报，思想与情感的潮流，如不枯竭的江河之水，不断地来往于我们的城市之间，总之，他们不大明白他们所相比较的两个时代的差别。

此外，历史不是又在那边给我们证明联合的本能已成为人类最迫切的一个需要吗？只要国家一旦因为某种原因自行瓦解，只要强权的机器一旦减弱其固有的机能，自由的联合就会自动的一跃而出，让我们回忆法国大革命时代武装资产阶级的自动联合吧。让我们回忆拿破仑的政府军动摇西班牙的国时，西班牙人民的自动联合是怎样拯救他们国家的独立吧。待国家不再强迫实行无理的团结之后，团结就会依着自然的需要而产生。要是我们把国家推翻了，联合的社会就会从它的废墟中茁壮发生出来，而且这实在是“完整牢固且不可分割的”实在是独立而自由的，并且自由的扩展其休戚相关的范围。

　

然而还有别的我们应该知道的东西。由中世纪的有产阶级看来，<strong>公社</strong>不过是孤立的国家，以它截然的界限与其他的公社隔离。依我们的意思“公社”不再是地域的结合；它是普遍性的名词，与无疆界，无城墙的平等者集团同义。社会的<strong>公社</strong>，将不再是偶然确定的整体。公社的每一团体必然倾向于别的公社的同类团体，它与这些团体结合联盟，他们中间的关系至少与同城市民结合的关系同样坚固，他们构成一个利益相同的公社，其组成分子将分散于成百成千的城市与乡村。有些个人只能与趣味相同，住在其他无数公社的个人结合，才能获得其需要的满足。

今天的自由团体已开始分布于人类活动的广大领域。有闲暇的人也不再单单为了满足他的科学，文学或艺术的趣味而创立团体了。人们也不单单为了阶级斗争而缔结同盟了。

今天在人类活动的无穷表现中，想要找到一个不已经为自由结合团体所代表的活动，实在很难，同样团体的数目不断地增加，每天总要侵占新的行动领域，即过去被视为国家专有的职权，也渐渐为这些团体所吞并。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商业、工业、贸易、娱乐、卫生、博物馆、远地的企业、两极的探险，甚至国土的保卫、伤兵的救助、反抗侵略、反抗法庭等等到处看见私人创意的表现与自由社会方式的产生。这就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strong>趋向</strong>与特征。

这倾向一旦遇着自由发展的机会，一旦有扩大的实行的新领域，便可以作为将来社会的基础。社会的公社就由自由的团体组成，这些团体将推翻旧有的城乡与疆界。这将是数百万非地域的公社，伸手到江河，山脉与海洋之外，把散在地球四隅的个人与民族，结合成平等的一家。

[68] 法文Commune为法国行政系统的最低单位，于今日中国的乡保相似，这里所说的公社，法文亦为Commune，惟含义不同，从前有人译为市府，自由市府，乃未来社会的理想的单位，不拘地方职业或人数，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自由组织，中古时期已有雏形存在，将来想必起而代替现在政府性质的种种机构。——译

[69] Louis ⅩⅠ（在位1461-1483）和Louis ⅩⅤ（在位1715-1774）都是法国国王。——译者

[70] Ecaterina Ⅱ（在位1762-1796），俄国女皇。——译者

[71] 参看《互助论》第五、六章。——译者

[72] Emile de Laveleye（1822-1892），比利时经济学家与出版家。——译者

[73] 当时的封建领主，如土匪一般的，敲诈抢占，无所不为，公社能规定其税则，照当时人看来，的确是进步的。——译者

[74] 关于中世纪公社的详情，请参看我的著作《互助论》。——著者（俄文本注）

[75] 这是在四十年前写的，后来我曾细心研究过中世纪公社的历史，在《互助论》一书中我做过一番简略的叙述。读者在那本书中还可以看见当时许多公社（从十世纪起在北意大利的公社就是这样）为了谋农民的解放，不惜与封建领主长期作战。这一斗争是很坚决的，并且佛罗伦萨的公社现在他本身的Contado（即弗罗伦萨四乡）完成了解放农民的工作，结果在多斯卡纳（佛罗伦萨便是多斯卡纳的首府）一带创造了极大的安乐。就在十世纪热那亚也已经大规模完成了这样的工作。关于法国的公社，拉翁城及其附近一带（即Laonnais）也完成了联合性的农村同盟团体。在别的许多国家也有少数都市达到这样的成就。然而在另一些地方都市与富有领主的斗争却较少成功，甚至完全失败。当时此等都市倦于跟附近的封建领主斗争，便和他们休战，于是农民又匍匐在他们的势力下面。就在这些公社中，都市不得不把封建领主请进它的城里面来；那般富有的贵族，住进都市里后，他们中间便不断地发生冲突，不是当街斗殴，就是阴谋争权，其结果便是遭征服者的厄运，征服者或为教皇，或为国王，而在俄国便是大公或沙皇。——著者（俄文本注）

[76] 我在这里又得重讲前一个注脚所说过的。以前我对中世纪的都市的同盟知道的很少，现在我才明白都市同盟——如在意大利北部，在莱茵河一带，在弗兰德斯，英吉利，法兰西都市，在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等等——在几个世纪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请参看《互助论》第五、六两章。——著者（俄文本注）

[77] 欧洲古时宗教盛行，每一村皆有教堂与钟楼，每村的居民因知识简陋，皆视自己的钟楼为最光荣、最可贵，恰是近世的爱国主义者敬仰自己的国旗一样。——译者

** 第十一章　巴黎公社

*** Ⅰ

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人民起义，反对大家所憎恶，所蔑视的权力，并宣告巴黎城的独立，自由与自主。

这中央权力的推翻并没有经过革命所常有的演变：那天既没有枪声，也没有障碍物后面的流血，一般统治者在群集在街上的武装平民之前隐遁了；军队撤离首都，官吏逃向凡尔赛，带去他们所能带走的一切东西。政府如污雪遇见春风似的融解了，19日，巴黎流了它子弟的数滴热血之后，就扫清了腐蚀这个大城市的污物。

这样完成的革命在人民从奴隶制走向自由的连续革命中，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在巴黎公社的名义之下诞生了一种新的<strong>思想</strong>，这思想将成为未来许多革命的出发点。

如伟大思想所常有的情形一样，它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哲学家的概念的产物；它诞生于集体的精神中，它从全体人民的心中发出，它还是从法国人民的历史中出来[78]，它起初是模糊的当初很多把它实行并且为它牺牲性命的人还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想像它，他们还不明了他们所揭幕的革命，他们还没有看清他们所想实行的新原理的肥沃。只有在实地应用的时候，人们才瞥见其人们其未来的价值；只有在那时以后的思想工作中，它才渐渐确定,渐渐显露它的明敏，优美，公道以及它的结果的重要。

　

在公社以前的五六年，当社会主义获得新的大进展时，就有一个问题特别萦绕于下次社会革命准备者的脑际，这就是要我们知道，哪种政治集团的方式是最适合于今日工业发展所强迫我们这个时代实行的经济的大革命；换句话说，废除了私有财产，把历代所集聚的全部资本归为公有之后，我们应当采取何种政治的组织。

国际劳动协会回答了这个问题。它说，集合不应限于一国：它应扩展于人为的国界之外。不久，这伟大思想就深入人心，占据一般人的精神。以后难被一切反动的同盟所迫害，而它依然继续存在，待阻止它发展的障碍物毁于暴动人民的怒吼之后，它就比任何时期都坚强的复兴起来.

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的，却是这广大协会的组成分子是些什么?

于是有两种思想的大潮流来回答这个问题：一边是<strong>平民国家</strong>，另一边是“<strong>无政府主义</strong>”。

根据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国家<strong>应该占有</strong>一切积聚的财富，并且把它们分给工人的团体，应该组织生产与交换并且监督社会的生活与机能。

对于此点，大多数富于经验的拉丁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回答。他们说，这样的国家即使能够存在，也不过是最坏的一个暴政，他们反对这抄袭过去的旧思想而主张代以“安-那其”的新理想，换句话说，他们主张完全废除国家而代以自简单而复杂的组织，他们认定民众力量，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自由联合为未来社会的组织基础。

不久，若干不大受政府成见迷醉的“国家主义者”也承认“安那其”所代表的组织的确优于平民国家的主张；不过——他们说——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暂时可以不必去管它。另一方面，无政府的理论，在确定它的出发点，使它的概念具体化，并且证明它的倾向已存在于民众生活中的诸点上似乎还少缺少具体而简单的公式。职业团体与消费者集团超越现在国际与国家的联合，似乎还到太模糊；同时我们还很容易看出，它还不能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变化。要想人家相信，必须找到一个更明显，更真实，在事物的现实中有其基本要素的公式。

假如只为准备理论，理论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我们似乎会这样说，新的思想如果没有找到明确而确定的根源，要不是从现存的事物中出发，它不会深入一般人的精神，鼓舞他们去参加决定的斗争。如果没有某种确定而明确阐述的思想为依据，为跳板或出发点，平民一定不会冒险投入渺茫的未知世界。

这个出发点。是由生活本身负责来指示他的所在。

　

被围困隔绝几个月，巴黎靠着自己的方法而生活，它开始认识它所能支配的经济，智慧与道德的无限资源：它瞥见并且了解自己的创意的力量。同时，它又见到占领权力的那一众多嘴的政客不知道组织国防与发展内政的方法。他亲眼看见法国的中央政府怎样妨碍一个大都市的智慧所能使其展开的一切。它更明了任何政府都不能拯救大的崩溃。助成即将完成的进化，它在被围的时期，忍受可怕的贫困，它目击一方面是懒惰者的无耻奢侈，一方面是劳动者与首都防御者的贫困，它眼见扫除这种恶制度的一切尝试皆因中央权力干涉而失败。每次人民要采取自由的突进时，政府即来加重它的锁链，紧吊它的铁球，于是自然发生一种思想，就是巴黎应该成立独立的<strong>公社</strong>，使其能在城乡以内实现民众思想所指示的一切！

于是一切人都喊出<strong>公社</strong>这个名词来。

　

1871年的公社只是一次草创的尝试。因战争而生，由两个准备携手压服平民的军队包围着，它不敢完全走上经济革命的路线；它没有截然宣告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它没有进行资本的充公与劳动的组织；它甚至没有着手城市一切资源的总调查。它也没有与国家及代议政府的传统绝缘，它没有想在公社中实行它宣告公社独立与自由联合时所应实行的，自简单而复杂的那种组织。假如巴黎公社能多生存几个月，它会被时势所迫，无可避免地走上一起走到以上这两种革命，那是可以确信的。我们不要忘记。资产阶级要以四年以上的革命时期，才从温和的君主制达到资产阶级的共和制，所以我们看见巴黎的人民没有一下跃过无政府主义公社与匪盗政府间的距离，也是不足怪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下次将实行于法国与西班牙的公社主义的革命，将在凡尔赛军屠杀所停止的地方，恢复巴黎公社的伟大事业。

　

公社失败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对于人民动摇统治者枷锁时给他们所造成的恐惧，怎样报复。这证明近代社会中确实有两个阶级存在；一方面是劳动人们，他们把自己所生产的一半以上的东西交给资产阶级，而且太容易忘掉他们主人的罪行；另一方面是饱暖的懒惰者，他们被野兽的本能所鼓动，憎恶他们的奴隶，并且准备像射击猎物似的杀害那些人。

把巴黎的人民包围在城内，并且把一切出口都封锁之后，他们派遣那些过惯了营房与酒肉生活因而丧失了人性的兵士，并且在议会中公然吩咐他们：“<strong>杀掉这些雄狼，这些母狼与这些小狼！</strong>”对人民他们又这样说：

  “不论你做什么，你只有死！假使人捉住你，看见你手里有武器——死！假使你放下武器——死！假使你打——死！假使你乞怜——死！不论你的的眼睛转向什么地方：左、右、前、后、上、下——死！你不但在法律以外，而且不在人群以内。年纪与性别都不能救你与你的亲人。你只有死，但是在未死之前，你将亲眼看见你妻子，你的姊妹，你的母亲，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就是在摇篮里的也一样）怎样死去的惨状！人们将在你的面前，从战地的病医院中捉去伤兵，用刺刀把他刺死，用枪托把他击毙！他若是生的，人们将捏住他的断腿或血臂，把它活生生地拖去；像能喊叫与受苦的污物包一样，丢在水渍中，总之：死！死！死！[79]”

在尸堆上做过疯狂的庆祝，不分青红皂白的整批屠杀之后，卑劣而残忍的报复仍不停止，接着是皮鞭，紧缚拇指的绳索，镣铐，抽击狱卒的棍棒，侮辱，咒骂，饥饿以及种种残酷的苦刑。

人们会忘掉这些刽子手的伟绩吗！

“被击倒可是没有失败”，公社今天又重生了。这不是失败者一美妙的希望幻想自慰；不，<strong>公社</strong>今天已成为革命的确定目的，这革命你在我们身边怒吼了。思想已深入大众的精神，它给他们以旗帜，我们并且坚定地希望这一世代的青年来完成<strong>公社中的社会革命</strong>，肃清资产阶级的丑恶剥削，使人民脱离国家的束缚，在人类的进化中，开辟自由，平等与休戚相关的新纪元。

*** Ⅱ

巴黎人民推翻了卖国政府，把第二帝国崩溃时取得权力的投机分子打倒了，自建自由公社并且宣告自己绝对独立的日子，距今已有十年了[80]，然而我们的目光还是向着1871年3月18日的这一天注视，我们的最好回忆还是属于这个伟大的日子；两个大陆的无产阶级所要庄严地庆祝的就是可纪念的革命周年，明天晚上就有数千万的工人的心，越过国界与海洋，在北美合众国，南美与欧洲，为纪念巴黎无产阶级的反叛而跳动，而共鸣。

这个法国无产阶级为之在巴黎街上流血。在新加来陀尼亚（Nouvelle-Caledonie）[81]海岸受苦的思想，包含着整个革命的根芽，他的范围是广大的,他的旗帜之下，能够容忍能够容纳人民解放与革命的一切倾向。

真的，假如我们只限于观察巴黎公社所完成的实在而显著的事实，我们似乎应该说这思想还不够广大。他只包含革命纲领的极小部分。反之，假如本观察3月18日运动深入民众心坎的精神以及想实现而没有工夫实现（因未发生以前，就被窒息于尸堆之下了）的倾向，我们就会懂得这个运动的重要与其在两个大陆劳动群众中所以激起如此同情的理由。巴黎公社并不是以它所做过的事感动了我们，而是以它所预许下的一切振奋人心。

　

使一切被压迫群众的同情，倾向于1871年运动的无可抵抗的力量，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巴黎公社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思想？这思想对于世界各地不分种族国际的无产者为什么有这样的吸引的魔力？

回答是很容易的。——1871年革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众的运动，由人民实行，自发的产生于大众中间，它在人民大众中才能找到他的防御者，他的英雄，他的殉道者，——资产阶级所绝不能宽恕的也就是这个“流氓”的性质，同时这革命的基本思想虽然是模糊的或者潜意识的，而其伟大的性质却由它的一切行为透露出来，——这就是万人期待的社会革命，经过了这样多世纪的斗争，他终于要来建立大众的真自由与真平等。

这就是恢复其固有权利的“流氓”的革命。

不错，人们会设法，现在还设法歪曲这个革命的真正意义，把它看作巴黎想恢复其独立，想在法国成立一个小国的简单尝试。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巴黎并不想脱离法国独立，正如他并不想以武器征服法国一样；他并不想下苦修士枯守着自己的修道院一样，把自己关闭在它的城墙里面；他并不以钟楼的狭小精神为出发点。它所以要求他独立，所以阻止任何中央权力干涉他的事务完全是因为他认为这独立是准备未来组织基础与完成社会革命的一个方法，——他认定这个伟大的革命将完全改变生产与交换制度，把它们建立在公道的基地上；将完全变更人类的关系，使他们以不分高低的平等为出发点；将完全改造今日社会的道德，使他以正义与休戚相关的原则为标准。

所以公社的独立对于巴黎只是方法，社会革命总是它想达到的目的。

如果3月18日的革命能循着自己的意识自由进展，如果巴黎人民不被凡尔赛的刽子手们炮轰，枪击，刀砍，剑刺，以上所说的目的或者会达到，也不一定。找到一个明显确定而人人会了解的思想，以少数字句归纳革命所应进行一切，这就是巴黎人民重新独立的最初几天就已开始注意的工作。不论革命时期好思想的酝酿与传播，如何迅速，一种伟大思想不会在很短的时期中形成。他要发展，要深入大众中间，更要以行为来表现，总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时间是巴黎公社所缺少的。

同时他还缺少近代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因为十年以前，这些思想本身还在过渡的时期。所以公社是产生于近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时期之间。1848年多少带点宗教色彩的强权或政府的共产主义，到了1871年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实际精神与自由已无吸引的力量了。今天，哪一个巴黎人愿意把自己关闭在傅立叶派共产村[82]的营房中？另一方面，是把工钱制度与公有财产驾在一辆车上的集产主义[83]，还是不大为人了解，不大为人所欢迎，实行时还充满不易解决的困难。自由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那是刚刚出世，人们几乎还不敢攻击政府主义的崇拜者。

怀疑盘踞着人们的精神，社会主义者本身也没有胆量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他们面前还没有明确的目的。于是人们只为让自己堕入一般催眠者从很多世纪以来是不断的重述的理论：——“我们首先争得胜利；以后能做什么，以后再说吧！”

　

首先争得胜利！好像不动到私有财产，人们有方法成立自己自由的公社似的，人民大众不直接参与革命的胜利，他们好像有方法克服敌人，使大众所共享的物质精神与道德的安逸，能凭降临似的，他们只想首先巩固公社，把社会革命留待以后解决，而不知道唯一合理的进行方法却是<strong>以社会革命来巩固公社的基础</strong>。

对于政府的问题也一样。宣布自由的公社，巴黎人民及宣布根本是无政府主义的原理；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当时还只是微弱地透入人们的精神，所以他们就在中途停止了，在公社以内，他们还采取强权主义的旧原理他们抄袭市参议会，还成立一个公社的参议会。

如果我们承认为调整公社间的关系，一个中央政府是绝对无用的，那为了调整公社于团体的相互关系，为什么又承认政府的必要呢？假如我们把关于许多城市事务的协调工作，让给公社的自由创意，为什么又对公社所组成的各团体拒绝这同样的创意权呢？公社以内的政府和公社之上的政府一样，两者都没有存在的理由。

但是，推翻这样多政府的巴黎人民在1871年，才第一次来反对政府制度本身，所以他们仍旧让自己保持着政府的偶像主义给自己建立一个政府。我们都知道以后的结果。他们把热心的革命者送到市政厅里去。那里，他们停滞在大堆的废纸中间，当他们的本能要他们与人民采取一致行动的时候，他们为事实所迫，不得不做统治的勾当，应该该行动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在会议室中空谈，失掉与民众适当接触产生的灵感，他们看见自己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因远离了革命中心——民众，而是自己麻痹之后，他们同时也使人民的创意丧失了行动的力量。

　

巴黎公社诞生于社会主义与强权思想均受质变的过渡时期。他同时又是战争的产物。他孤立在一个大城市中，受着普鲁士大炮的威胁，他必然失败的命运好像早就注定了。

但是由于他的平民性质，他在革命的继续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由于它的思想，它是社会大革命的先驱，资产阶级庆祝巴黎公社覆灭时所用的前所未闻的卑怯而残忍的屠杀；刽子手们在九年中在对于囚犯所实施的可耻报复，这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食人者”的恶行，在富有阶级与平民中间，挖下了永远不能填塞的鸿沟。下次革命的时候，平民将知道他们所应当对付的是什么人；他们将知道他们如果不获决定性的胜利，必有最残酷的命运在等待他们，于是他们只好行动了。

真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法国如果遍地有暴动的公社时，人民再不应该成立政府，期待着政府来负担革命措施的创意，扫除了侵害他们的寄生物以后，他们将自己去占领全部的社会财富，依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原则，把这些把这财富收归公有。在他们完全废除私有财产，政府与国家的时候，他们将以生活本身所昭示的需要而自由地组织起来。截断了自己的锁链，推翻了种种偶像以后，人类将向着较善的将来前进，他们不再承认主人与奴隶只对那些以自己生命与苦痛助成解放运动的伟大牺牲者保持着最高的崇敬，因为他们在我们走向自由的过程中，曾经给了我们与光明的指针。

*** Ⅲ

3月18日，在各城市——有社会主义团体存在的各城市——所组织的纪念会与公众集会，确实值得我们的注意，这不但是无产大众的示威运动，而是激励量世界社会主义者的情感的表现。这样“计算”，比用任何可想像的选票计算，来的有效，人们完全自由的表达他们的愿望而不受选举策略作用的影响。

真的，那天集合在大会中的无产者不再限于赞扬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与喊着要向5月屠杀复仇了。虽然全心沉浸于巴黎惨烈斗争的回忆中，他们的精神还翱翔于更远的所在。他们为着下次的革命讨论着1871年公社所应有的教训，他们自问公社的错误是什么，这不是为了批判当时的人物，而是为了指出当时在无产阶级组织中占得优势的财产与强权的成见，怎样阻止革命思想的萌芽，发展与照耀世界。

1871年的教训有利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待与古旧的成见绝缘后之后，无产者将简单明了地说明他们怎样了解<strong>他们的</strong>革命。

　

下次公社的举事中不单是<strong>公社主义</strong>的运动，那是可以确定的。有些人还想应该成立独立的公社，在这公社中在做经济改革尝试，而民众精神的发展已把他们的主张淹没了。下次革命的公社，只有籍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废除个人私有财产，才能确定与组成他们的独立。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政府被民众扫除，依赖国家保护的资产阶级无法维持其存在且已开始瓦解的那一天——大概已不很远了——暴动的人民不再等待任何政府以其前所未闻的贤智来发动经济的改革了。他们将以暴烈的充公废除个人私有的财产，他们将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把前代劳动所积累下的全部社会财富收归公有，他们将不再以一纸具文的法令，没收社会资本占有者的财产；他们将立即占有他们，将立即使用他们并且成立使用的权利[84]，他们将在工厂中组织起来，他们自己管理工厂，使工厂照常工作，他们将以自己的陋室调换资产阶级大厦中的卫生住宅[85]。他们将立即使用堆积在城市中的一切财富；他们将占有它，好像这财富从来没有被资产阶级盗取似的。工业界的巨头们在工人身上抽取财物，这些寄生的害虫一旦被消灭之后，社会的生产继续进行，并将摆脱主义它的障碍，废除杀害它的投资，扫清瓦解它的混乱，在自由工作的推动之下，依着常识的需要，它将努力走向改善的大道。米席勒说：“法国人民从来没有像1793年，土地从封建领主中夺回之后，那样的公众他们的田地。”待工作获得自由，劳动者的每一进步都为全公社安乐的泉源的那一天，人们也将以从来没有的身份努力于自己的工作呢！

　

关于社会财富的问题，人们曾设法划分区别，为了此种区别，甚至使社会主义者分成两派，今天自称<strong>集产主义</strong>的一派，代替国际劳动协会原来的集产主义（其实即反强权的共产主义）换言之，理论集权主义的学派，曾设法在生产资本与满足生活需要的财富之间，强立区别。一边是机器，工厂，原料，交通线与土地；另一边是住房，制造品，衣服与粮食。前者成为集体的产业，后者，依照这一派的代表的学者的主张，则将留作个人所有。

人们硬要划分这个区别，可是民众的常识就很快地见出了这个区别的不合理。他们知道一个区别是幻想的，不能成立的。就理论来说，只有缺点，它必须在生活经验的面前崩溃。劳动者了解我们住的房屋，我们所烧得煤与煤气，人体为了维持生命所消耗的食物，我们为着保持温暖所穿的衣服，为着求知识所阅读的书籍，为着散心所准备的娱乐，都是自身生存的组成分子，对于生产的成功与人类进步的发展，与机器，制造厂原料，以及其它的生产因素，是同样必要的。他们晓得对于这些财富，维持个人的私有，即无异于维持不平等，压迫，剥削，并且预先取消局部充公的结果。

越过了理论家的集产主义所放在他们的路上的障碍，他们直向较简单较实际的反强权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

真的，在他们的集会中，革命的无产者都明白地肯定他们享用全部社会财富的权利，并且无论是对消费有价值的东西或者对再生产有价值的东西都有废止私人占有的必要。“革命的那一天，我们将占领<strong>全部</strong>财富，没收储蓄在城市中的<strong>一切</strong>价值，并把他们收归公有”，工人大会的代言者这样说，而听众也以一致的同意赞许他们。

“每个人都可以在公众的堆积物中取用他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确信，在我们城市的谷仓中，还有充分的食物，足以使大家活到自由生产开始新的进步的日子。虽然在我们城市中一般人都很贫穷，可是仓库里却有着充分的衣服，堆在一般的贫困旁边，没有销路，足以使一切人的身上都有御寒穿戴。甚至还有充分的奢侈品，足以使大家依着自己的趣味任意使用。”

看，根据各地大会中所说的判断，这就是无产大众怎样在观察他们的革命，他们所得的结论是：立刻采用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再生产的自由组织。这是已经确定的两要点，因此隆隆响于我们面前的革命的公社将不重蹈先人的覆辙。我们的先人已经过他们的责任了，他们已将他们所留的慷慨的热血给我们开辟了未来的大道。

关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论点，即<strong>政府</strong>的问题，也没有成立协议，而将无成立的可能。

我们都知道当前的两派对于这个问题，是完全不同意的。强权的社会主义者说：“革命的日子一到，必须成立一个占领权力的政府。这强有力的，坚决果断的政府将颁发种种法令，<strong>完成</strong>他的革命，并强迫人民服从他的法令。”

反强权的无政府主义者则说：“可怜的幻想！任何负责统治人民的中央机关，由于政府的本质，必然由复杂与保守的分子组成，必然是革命的绊脚石。它在准备向前的革命中妨碍革命，它又不能给落伍的公社以革命的灵感。即在暴动的公社中，它也是退步的因素。或者公社的政府只批准既成的事实，那么，他只是无用与危险的机构罢了，或者他做公社的首脑：它将干涉人民为本身生存而自由准备的事物；它将在应该由全社会草拟共同生活新方式的所在，实施他的学理，那时候它还要使用着社会有机体破除锁链时所产生的创造力量，在这力量的面前，会展有新而广大的地平线。掌握权力的人们总是妨碍改革的趋势，他们若留在平民中间与平民一起准备新的组织，而不是自闭在部院中，专做徒耗精力的讨论，他们或者还能做些有利于人类的事业，他们一上政治舞台之后，他们即从事于权力之争，无暇给予公众的福利。政府是障碍与危险；他为善无力，作恶有余，所以他是没有存在的理由。

不论这理论如何自然，如何正确，然而累世所积的成见还随处抑制他的发展，一般保守者为着自己的利益还在私有财产与神的宗教之旁，维持政府的崇拜。

这成见是<strong>上帝</strong>，<strong>财产</strong>与<strong>政府</strong>这锁链的最后一环，它存在着，它是妨碍下次革命的一个危险物。可是我们已经见到它在动摇了。“我们将不等待政府的命令，我们自己来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将不理睬用教士，所有主或统治者方式来压迫我们的人到干涉，”无产阶级已经这样说了。所以我们应该希望。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如果继续严格地打击政府主义的宗教，如果本身不离开自己道路，不被拖入政权的斗争。在革命与我们相距的若干年之内，政府的成见必充分地被动摇，终于不再能诱惑无产大众落入它的错误的深渊。

　

然而民众集会中还有一种可惋惜的缺陷，是我们应该指出的。就是对于农村几乎完全没有提及。一切都限于城市。农村对于城市的劳动者，好像不存在似的。甚至轮到下次革命性质的演说家，也避免提及农村与土地。他们不认识农民，也不知道农民的愿望，他们不敢代表农民讲话[86]。我们可以不仔细注意这种情形是会引发的危险吗？只要革命的运动不把农村包括在内，无产阶级的解放，简直是不可能的。待到田赋，抵押，租金与规定此类抽取的制度被废除之后，农村一定会了解这个革命的好处。但是若不预先准备思想，而冒昧地信赖城市革命思想散播于乡间的事实，那一定是很疏忽的。今后，我们应该知道农民的愿望，乡村的人们怎样了解革命，他们想怎样去解决土地所有权的困难问题。我们必须把城市无产阶级与其联盟者所要进行的事情预先告诉农民，并且让农民明白城市的革命者，绝不以有害于耕者的措施强迫他们接受。城市工人这一边也应该习惯于尊敬农民，并且与他们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

为着这个缘故，劳动者应该以<strong>帮助农村间的宣传为义务</strong>。每一个都市对于农民的宣传，应该有一个小的特别组织：土地同盟（Ligue Agraire）支部。这一类的宣传如工业中心的一样，应该被视为大家的义务

开始或者是困难的；可是我们要牢牢记住；这是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只有在工厂的劳动者与田野的耕种者手挽着手地一起去争取众人的平等，使乡间的茅舍与工业中心的住宅中都有幸福的那一天，革命才能够获得完全的胜利。

[78] 对于一般想得到一点法国人民（指全体人民，并非人民的“公仆”）历史的普通智识的劳动阶级者，我们可以特别推荐席米勒的《历史》和尤敬·西的小说（这推荐一定会使教授们大吃一惊）：《人民之秘密：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在几个世纪中的历史》一部社会主义的、人民立场的、公社派的著作。这部大著并没有俄文译本：沙皇不准这小说的译本出版。不过夏席科夫曾翻译了这本书的开头几章，在从前的俄语杂志上发表，并且换了一个题目，作《奴隶制度史杂纪》在这卓越的故事里面有着从前的巴黎公社的历史和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工人对于公社的思想与看法。——著者（俄文本注）

    米席勒（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大革命史》。——编者

    尤敬·西（Eugene Sue，1804-1857），法国小说家，《人民之秘密》共十五卷。——编者

[79] 这几行从亚诺德（Arthur Arnould）所著《巴黎公社之议会的与人民的历史》（Histoire populaire et parlementaire de la Commune de Paris）借用来，这著作很好，我们很高兴介绍给读者。——著者

    A.亚诺德（1833-1895），文学家，曾参加巴黎公社，著作甚多。——译者

[80] 本章写于1881年3月。——著者

[81] 为澳洲东北海洋中的大岛，很多公社革命者被充军来到此地。——译者

[82] 傅立叶（C. Fourier，1772-1837），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他的理想社会组织是法兰市（Phalangeou Phalanx）由四百个家族约千八百人组成的团体生活，住在叫做法兰司德尔（Phalanstère）的共同建筑中，故傅立叶的信徒又称为Phalanstériens。——译者/修订者

[83] 著者在《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十一章中说过：“这两个卓越的著作家（指伯格尔与维达，两人都是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也主张在一切交易中均用劳动券代替金钱，然而矿山、铁道、工厂则应该归国家所有，他们称他们的体系为集产主义……”。——译者

[84] 至于一个暴动的大都市怎样能够按照这种意识组织一切，可参看我的《面包与自由》在那本书里面我会尽可能的从实际方面考察暴动的公社实际组织的问题，我注重的不是现在，是将来。——著者（俄文本注）

[85] 这句话是1883年本书初版中就有了的。我现在要添加说，根据那以后尤其在英，比二国所得到的经验，我觉得虽然可以将那些豪宅改修作为工人的住屋，可是问题的解决并不在这个方向。我们必须立即建造一些共有四，五，六个房间的并不很大的住房，并且有一切的舒适便利，和近代设备：即光线充足，并且有简单的暖气装置，洗澡房，小花园，电气设备等等，及一切适合于完全卫生的生活的条件。我还要添加，像现在这样在大战以后，在英国还需要建筑这样的住屋二百万所得光景，并且已经计划如何降低他们的建筑费了（<strong>不过并不主张建筑单调的样式</strong>）同时还在设计一些新的改善办法。可是究竟建筑一些较大的建筑还是建筑数目更多的较小的房屋——这问题该有当地居民来决定，<strong>建筑新屋是一切社会革命的第一件大事</strong>。——著者（俄文本注）

[86] 本文写于1883年——以后在俄国也做了一点事情，可是在俄国，就在这一农民数目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国家里，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还是<strong>都市的</strong>。并且在西部差不多一点事也没有做过——著者（俄文本注）

** 第十二章　土地问题

*** Ⅰ

欧洲现在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土地问题。关于土地的所有权与耕种，将来应该采取何种新的方式？土地将属于什么人？什么人耕种它？怎样耕种它？谁都不能否认这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注意的观察，爱尔兰，英国，西班牙，俄国与德国的有些部分，大家都会承认问题确已存在而且刻不容缓地要求我们去解决。一个广大的革命已在非常贫困的乡村与一直被轻视到今天的农民阶级中间准备着爆发了。

直到如今人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说社会问题仅仅是与都市的工人有关，对于农村则无存在的理由；都市的工人或者愿意接受废除私有财产的思想与大制造家及大厂主等等产业的充公，而乡间的农民则没有这种愿望与热心；他们说，农民是不信任社会主义者的，假如都市的工人一旦想要实现他们的计划，农民一定会迅速的强迫他们恢复理性。

我们承认这个反对论，若在三四十年以前，至少对于有些国家，似乎有相当的准确性。的确不错，某一区域的小康与另一区域的尽量容忍，确使农民不大表示，甚或一点不表示他们不满的情绪。但是今天已经不一样了，不动产集中在少数富人的手中，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国家摧残农业的重税，农业采用机器大生产的新法，美国与澳洲的竞争，最后，今天一直达到最偏僻的小村的思想的迅速交换——这一切原因使耕种的情况在三十年之内完全改变了；现在欧洲已经站在广大的土地运动面前了，这个运动将普及全大陆，会给下次革命以大都市革命所不能获得的特别重要性。

谁没有读过爱尔兰的老是一样的新闻？这区域的一半已经起来反抗他们的地主了。农民已经不向土地的所有主缴纳税金了。就是想缴纳的人也不敢这样做，恐怕触犯“土地同盟”的禁条而立遭惨祸，土地同盟是个有力的秘密组织。它的支部分散于农村，它惩罚不遵守他那抗交租金的口号的懦夫。地主们也不敢强索他们的地租。（而且1880年，英国报纸上已经公开承认）[87]，如果他们要收取农民的欠租，他们非动员十万警察不可，这样，他们会激起农村的反叛的。地主若想驱逐一个不交租的农民，他至少要带一百左右的警察，因为他将遇见邻村数千农民有时武装，有时消极的抵抗。假如他成功了，他将找不到一个佃户冒险来住他的产业[88]。最后即使他找到一个，这个触犯众怒的小人不久也非逃走不可，因为他的畜生将被杀害，他的小麦将被焚毁，他自己也将被同盟或其他的秘密团体判处死刑。地主本身的情况也难以持久；在有些地区，土地的价值已降低三分之二；而在另一些地区；地主只是徒有其名的所有者；他们只有在警士驻扎在门口铁质岗亭的保护之下，才敢逗留在他们的土地上。土地留着无人供种，1879年耕地的面积减少三万三千公顷[89]；收货物的价值。根据《财政改良报》（Financial Reformer）减少两亿五千万法郎。

情势如此严重，故格拉斯顿先生在没有上台之前，曾正式允许爱尔兰的代表，将来提出改革土地的法案，根据这种法案，现在大地主的产业，将为公众的利益而被充公，成为全民族公有土地，又将分成二十五年付清代价的无数小块，转卖给穷苦的百姓。那是很明显的，英国议会会永远通不过这个法案，因为它同时给英国土地所有权的原则以致命的打击[90]，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冲突不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大暴动，像1846年一样，或者会再失败一次，可是情形还是一样，或者更糟，现在可以预料爱尔兰的人民经过这么多的痛苦与违背诺言之后，到忍无可忍的日子，一定会起来大干一下的，这个日子而且也不会远了。英国的政权如遇有一时瓦解的情形，给爱尔兰农民以便利的机会，再由于秘密会社的推动，和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就会造成一个新的1793年，他们将从他们的陋室中走出来，去做一个今天一般煽动家所告诉他们的事业：他们将手持火把，焚毁地主的宅第，将地主的小麦藏入公有的仓库，驱逐地主的走狗，破坏界限，占有他们渴望了这么多年的土地。

　

假如我们转移目光，看看大陆另一个西班牙，我们又会见到同样形式。例如安达卢西亚与瓦伦西亚二省，地产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大多是饥饿的农民，暗中联盟，与地主做不断而残忍的游击战。趁着黑夜的便利，地主的牲畜成群的被歼灭了，数千万公亩的树木一次被焚毁为荒地，无数的仓库也在黑暗中发出熊熊火光，但是胆敢通知官府的告密者与追求罪犯的法官也必死同盟的刀下。在瓦伦西亚省，小佃戸们时常为拒缴租金而罢耕。如有胆敢不遵守这种约言的请当心！一个强有力的秘密团体，以夜间贴在书上的通告，命同盟者不要违反大众的利益，不然他们将受残酷的惩罚，或者杀害他们的畜生，或者焚毁他们的收集物，有时甚至要牺牲他们的性命。

在田产比较分散的区域中，还是西班牙国家本身激起一般人的不满。它以国税，省税，地方税普通税或特别税等名目压迫小地主，故每年总有成万的小田产被没收拍卖，而找不到承买的买主，不止一省的农村居民完全破产了，是饥饿促成成群的农民互相团结起来，起来抗税。

意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样，在很多省份，农民也完全破产了。被国家逼入贫困之后，耕种的小地主纳不起赋税，政府就无情地没收他们的小块土地。仅仅在一年之内，有6644户（每户平均值99法郎）的小产业，被国家扣押去了。所以在这些省份时常发生反叛的暴动，又有什么奇怪！有时是宣传宗教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拖引成千成万的农民跟着他们的后面，只有兵士的枪弹才能驱散这些热心的门徒；有时是某乡村全体来占领领主的荒地，为着大众的利益，耕种他们；有时是成群结队地挨饿村民聚集在公所面前，以反叛的威胁，要求面包与工作。

请不要对我们说，这些事情时偶或有之，直到1789年5月，法国农民的反叛，难道比今天多了吗？开始的时候，反叛的次数即使较少，即使没有多大意义，它们难道不就是后来各大城市革命的根基吗？

　

最后，在欧洲东段的俄国，那里的土地问题在很多观点上，又使我们想起1789年以前的法国情形。农奴制已经废除了，每个村落已有他的土地；可是大多数的土地既然那样不好，数量又非常不足，买卖或乡村交给领主的租金与土地的价值比较上又极不相称，国家强迫农民缴纳的税负又一天天地加重，以至有四分之三的农民已陷入最可怕的困境。面包已经缺乏，只要一季收成不好，饥荒就会打击广大区域，削减很多的人口。

但是农民已不再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悲惨的情形了。新的思想，倾向较善将来的愿望已在靠着铁路来往而与各大中心接触的乡间萌芽了。农民一天过一天地等待着某种大事来废除卖价与租金，把法理上应属于他们所有的全部土地归还他们。假如有一个亚瑟·杨[91]今天游历俄国，他在1789年以前游历法国。他将听见它记载在《旅行记》一书中同样的愿望与祈祷。在有些省份，秘密的骚动已由反抗地主的游击战等表现出来了。只要政治的事变促成权力的瓦解，激发一般的热情，耕种的饿夫们就会得着乡间发展的很快的小资产阶级的协助和鼓动，开始其连续不断的土地反叛。这些反叛之后，事先虽没有预定的计划，在全国各地虽然没有强固的组织，而其暴动所及，此起彼伏的牵制军队的调动，削弱政府统治，如此拖延很多年的时间，终于给影响全欧洲的大革命以引导的力量。[92]

　

假如土地问题在我们以上所述的各国，以非常严重的方式，呈现于我面前，假如老大的欧洲被这些农民暴动包围，如同被广大的火圈包围一样，假如地主产业的充公在这些区域真正实施起来，欧洲的中心，自称文明的国家，难道不受反应吗？反应当然是很大的。当我们的下一节，把英，法，比，瑞等国的土地状况加以分析的时候，当我们把美澳怎样以大工业的方式生产小麦的时候，以及最新要素的有力影响怎样以使英国发生恐慌的情形加以研究的时候，最后，当我们对于自称文明要冲的各国农民怎样受着新思想影响的种种加以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土地问题，早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整个欧洲面前了，在英法和在俄意一样，耕作者都已开始要求他们的土地了；我们就会见到现在的情况已无法维持，已不能继续很久，社会必须彻底改造的日子也不远了，改造之后必须成立新的事物状态，在这新的状态中，所有权与公众的制度必须有深刻的改革，土地的耕作者不会像今天这样只是社会的牺牲者，没有半点可享受的权利。他们跟其他的人一样，将参与生活的大宴会与智慧的发展，农村也不再是无知的巢穴，终必成为安逸与生命之光所发出的中心。

*** Ⅱ

在前一节，我们已经见到土地的耕作者，农民，在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或俄罗斯是处在怎样可悲或可怖的情况中了。这些地方的土地反叛已如箭在弦上，可说是毫无可疑的了。但在自诩文明的国家，如英法德以及瑞士等国，农民的情况也已逐渐恶化，终至不能维持了。

请以英国为例。二百年以前，耕种自己土地的英国农民，还享着某种可羡慕的安逸。今天英国也成为非常有钱的大地主与穷的可怜的无产阶级的国土了。

全部可供土地的五分之四，或23,976,000公顷的土地只是2340个大地主的地产；710个勋爵占有英国三分之一的地产；某侯爵旅行150公里，可以不离开自己的土地，某伯爵领有一省的面积，至于其余的地主（包括五十万家），每家只好以三分之一公顷的土地为满足，换句话说，每家仅有一所住宅与一个小菜园而已！

两千三百四十家的地主享受惊人的收入，每年竟有十万至一千万法郎的进款；维斯特敏斯特侯爵。与贝德福特公爵，每日收入25,000法郎，换句话说，每小时可得一千多法郎，已超过工人一年的所得，至于数十万的农民家庭，即使一年苦到头，也只能赚得300至1000法郎的进益！使土地生产的农民，每日做14或16小时的工作，每星期若有12至15法郎的收入——即是不挨饿的数目——就觉得相当的幸福了！[93]

懒惰者那边无耻的豪奢，任性的挥霍，耕作者这边是终日的勤劳，不得一饱！这就是社会的实况。

那些制造书籍的人一定会对你们说，靠着这种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财产，英国才能成为耕作最集约最生产国家，大勋爵们自己不能耕种他们的土地，把它们分成相当大的零块租给佃农们去耕种，而这些佃农或租户（人们会对你们这样说）已经把他们所租得的田地变成合理农业的模范了。

这些话在不久以前是正确的，但今天已不再是那样的了。

首先是那些面积广大的田地，绝对任其荒芜，或者被改成大花园，使秋天一到，地主与其宾客们就可以到这里来做大规模的狩猎。成千成万的人能在这些土地上找到他们的食物！地主们并不注意这些事：他们不知道怎样浪费他们的财产，他们愿意有数十万平方米的大花园，他们就使田亩变成了荒地。[94]

还有大片从前是耕种的土地现在改做了饲养牛羊的牧场。成千的农民被他们的地主“剥夺”与驱逐了；养活人民的田地被改成生产牛羊，或富人食肉的草地，耕种田亩的数量总是向下递减。在1866年与1869年，英国种下1,600,000公顷的小麦[95]，到1800年只剩1,200,000公顷了[96]。十五年前，每公顷产二十六竡[97]今天每公顷仅产二十二竡了。[98]

就是供种五十至一百以上公顷的佃农，就是这些想自成为地主并靠他人工作来过舒适生活的小资产阶级，今天也已破产了。受着地主们贪心的佣金的压迫，他们再不能改良他们的耕作也不能抵抗美澳的竞争；报纸上每天总有这些田庄出卖的消息。

所以土地的情况可以归成以下的结论：人民大众被迫离开田间，移向大都市与制造业大中心，再与那里的穷人们进行疯狂的竞争。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这些地主每年享受莫大的进益，并把这些进益任意挥霍在不生产与无意识的奢侈上。中间阶级的佃户想自成为小地主，终被过重的租金压迫得逃不了破产的厄运。他们准备与平民联手，把大地主手中土地重占回来。整个国家都受这不合理的地产情况的影响。

“土地国有”的呼声今天成为一切不满的人的集合口号，这又有什么稀奇呢？“土地与工作同盟”（Ligue de la Terre et du Travail）这大组织在1869年，就已要求一切大地主的土地应被没收为国有，这思想每天获得更多的信徒。有十五万以上会员的“乡间劳动者同盟”（Ligue des travailleurs des campagnes）10年以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以罢工增高他们的工资，现在也要求地主产业的充公了。

最后，爱尔兰的“土地同盟”已开始在苏格兰与英格兰扩展其支部，而且得到着人们的同情，大家都知道这同盟的作风。他开始宣告，由于同盟的决定，此后交于大地主的租金将减少四分之一。他以种种小方法，如必要时以暴力阻止地主驱逐支付四分之三租金的农人。它以恐怖手段威胁要付全款的胆怯者。以后，等到能把各个力量组织起来的时候，他将宣告，不应再交租金给地主，他将武装农民来实行他的意志。时机一到，它将做1789年至1793年法国农民所做过的事情！它将以火与铁，强迫地主做让出他们的地权。

英国革命之后，将生产何种土地所有权的新方式？在今天是很难预测的，因为革命范围的大小，要看革命时间的长短，尤其是要看革命思想在贵族与资产阶级这边所遇到的抵抗力的大小。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英国已走向土地私有制组的废除，土地占有者给这思想的反动，将组织改造完成于和平的方式中；为着他们的意志战胜，英国人民必须借助于暴力。

*** Ⅲ

法国——法国乡镇的读者听见议员先生们与经济学家在大都市所印成的精美书籍中怎样胡说他们的情形，他们一定会捧腹大笑的。他们在这些书籍中说，法国农民几乎全是富有的，而且完全满意他们的命运；他们有充足土地，充足的畜生，土地给他们生产很多的金钱；他们很容易缴纳本来就不重的租税，而且土地的租金也相当轻微；他们每年有积蓄，无时不致富。

我想，农民们一定会回答，这些演说家不是有意骗人的花言巧语者，便是一无所知的大笨伯，他们要是这样说，那倒的确是有理的。

那么我们先来考察住在乡间的二千三百至二千四百万人民究竟是有什么要素组成的，然后再来看看这数目中就有多少人是满意他们的命运，是不愿有任何土地的改革。

　

首先我们有8000个大地主（家属在内，大约四万人左右），他们尤其在涅卡地（Picardie），安茹（Anjou），诺曼底（Normandie）等处领有产业，每年给他们以一万之二十万法郎以上的出息。

这些人当然不会诉苦。他们夏天在自己的领地中经过几个月舒适的生活，把佣工，小佃农或者佃户劳动所产的价值放在自己袋中之后，他们便到城里去消费他们的金钱。他们在城里同女人喝满杯的香槟，他们把容易得来的金钱，满手送给他们的情妇，他们在高楼大厦中一天的花费，就足以供给穷人一家的半年生活。哦！是的，这些人的确没有什么可悲痛的；他们所要悲痛的是农人的逐渐不驯良，到今天并且不肯做无报酬的工作了。

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不说。等到的革命的那一天，我们再找他们说话。

　

放高利贷者，家畜商人，产业的买卖者，这些秃鹫似的人物今天袭击农民的乡村，他们从城里来的时候，只有腰间的一小袋是他们全部的财产，待由乡间回到城里，他们已俨然是地主与银行家了；公证人与律师煽动诉讼；当乡镇公所被当那班有利可图的人鼓舞，为着美化乡长先生公馆周围的乡村而负债建设的时候，工程师与各种各类的职员，即在国库与地方金库中，大用其公款，简言之，这一切视乡间为未开化之富邦，可以任自己自由剥削的寄生虫，当然没有不满意的理由。如果有人说起任何事物的改革，他们就会用全力来反对。因签字期票而破产的农人，因诉讼而致贫的佃农，让四周吸血鬼任意吮吸的好百姓，这就是一切放高利贷者现在所需要的。让乡镇长自由支配的乡镇，浪费公款的国家。这就是职员们所要求的。等农民破产之后，他们又会到匈牙利，土耳其，如必要时，到中国去做同样的事情。高利贷是没有祖国的。

这些人当然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他们究竟占多少数目呢？五十万吧？就算家属在内，或者是一百万把？若就破坏乡村，于数年之内使全体农民破产这件事来说，这数目已经是太多了，但是为着抵抗农民一旦调转镰刀来攻击他们的的革命，则又嫌太少了。

　

其次是领有五十至二百公顷地主，他们中的大多数的确不知道损伤他们的过重负担究竟在什么地方，假如有人对他们说起任何事物的改变，他们第一个观念就是自问他们是否因此要损失掉他们的所有。他们中间暂时陷入困难的人也希望有一天会“成功”；一个幸运的投机，耕作之外兼任有出息的职务，或者一个有钱亲戚某天早晨自杀了，就会使安逸重入他们的家门。就一般说，他们是不知道困难，也不知道劳动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耕种他们的土地：他们有250至300法郎一年的一年工钱的长工给他们担任这辛苦的任务，他们坐享现成，他们要这些长工每年做一千法郎以上的工作。

这些人，我们不要怀疑，也是革命的敌人；他们现在已经是自由的劲敌，不平等的支柱与剥削的首脑了。真的，他们构成相当可观的核心，大约是二十万地主，家属在内，共计八十万人，今天，在乡村中，他们的确代表一种权力。国家重视他们，他们的安乐，给他们在乡镇中保持他们时常可以利用的势力。但是他们在人民举事浪潮之前能够做什么呢？无疑的，能够抵抗的一定不是他们；他们会谨慎地回到家中，等待暴风雨的结果。

　

家有十至五十公顷的土地比前面那个阶级的人数要更多。他们数目超过二十五万，家属在内，共约一百二十万人。他们占有法国可供面积的四分之一。

这个核心，由于它在乡间的势力与活跃，构成一个可观的力量。前一个阶级往往住在城内，这个阶级则自己耕种他们的田亩；他们没有与乡村截断关系，直到现在，他们也还算是农民。一般的反动分子，就依靠他们的保守精神。

真的，在19世纪上半期，这一阶级的农人，的确有一个时期，曾经享过某种的安逸，从大革命产生的这个阶级，自然要拼命保守他们在革命中所得到的利益，恐怕失掉他们的所得，自然要固执地拒绝任何性质的改革。但是从若干时期以来，情况已大大改变了。在法国的有些部分（例如西南部）这一类的农民还享受着某种安逸，在其他的部分，他们已开始抱怨了。他们已不能积蓄，他们已无法扩展他们的产业，他们的产业，因为分家，已继续不断地裂成小块。同时，他们又租不到条件与从前同样优裕的零星田亩！他们今天要以极大的价钱才能租到他们所要耕作的土地。

他们所有的几小块田亩均分在乡村的四角，他们已不能使耕作的出息足以补偿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小麦的进益不多，家畜的饲养亦仅有微薄的利息。

国家以重赋压迫他们，乡镇公所也不饶恕他们：车、马、打麦器具、肥料，一切都须纳税；附加的生丁[99]增成法郎，税的名目几乎与昔时国王治下相等。农民重新变成了国家的牛马。

放高利贷者使他们破产，期票使他们倾家；抵押损害他们，城市的制造家剥削他们，很少的农具，都要他们付出成本高三四倍的价钱。他们还臆想自己是他们土地的所有主，其实，他们只是徒有其名个假地主：他们所做的工作只为养肥债主与政府的职员，只替制造家的太太们购买轻车美服，只使城里的一切不事生产者过着安逸的生活罢了。

你们以为他们真的不懂这种情形吗？不要太武断吧！他们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的呢！待到他们觉得自己有力量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抓住机会，彻底去消灭这些寄生在他们背上的先生们。

　

把以上的一切都计算在内，我们还只有乡间居民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又怎么样呢？

其余的，就是四百万左右的家长（家属约一千八百万人），每家有三至五公顷田地的并不很多，一或十分之一公顷的，有相当素质相当数目，一无所有的，则占最大多数。其中有800万人，耕种两三公顷的土地，熬尽人世间的辛苦，都不能度过青黄不接的生活，所以他们每年必须派数十万儿女到城里去，以苦功赚得他们日常的面包，七百万人只有可怜的小块土地——一所住屋，一个小菜园，便是他们全部的财产，或者一无所有，只靠佣工解决他们极其艰苦的生活；最后，一百万人完全由冻饿的穷人组成，他们没日只靠硬面包或马铃薯……（如果有的话）度过他们苟活的生涯。看，这就是法国乡间的多数居民！[100]

这广大的群众好像不在经济学家计算之内。但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就是全部。因为组成乡村的就是他们；其他的一切只是附属品：黏贴在橡树老干上的寄生菌。

可是，人民就说这些农民是富有者，是满意他们的命运，是不愿意任何改革，是掉过头去不听社会主义者的话语的！

　

首先，我们会观察到，每次当我们以容易了解的语言对农民们陈述我们的整个思想时，他们并没有掉过头去不听我们的话语。我们当然没有对他们说起选举的事，我们当然没有请他们选任我们做议员或乡警；我们也不对他们长谈所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们更不劝告他们，把儿子送到巴黎，同议会中的律师们来往；我们尤其不诱导他们把几块零碎的土地交给国家，让国家的大队职员来任意支配。真的，假如我们对朴实的农民说起这些蠢话，他们一定会掉过头去不听我们，而且他们的确是对的。

可是，当我们每次同他们谈起我们所了解的革命时，他们总是赞成我们，说我们的思想是很合理的；他们总回答说，我们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

　

那么，请看我们曾经对农民说过，现在并且还继续劝告他们的话语吧：

“从前，土地属于公社公有，公社则由亲手耕种土地的人们组成。后来投机者以种种的欺诈，暴力，高利贷与诡计，把公有的产业占为私有。今天属于某先生或某太太的这一切土地，从前都是公社的公产。今天农民需要这些土地来耕种，养活自己与自己的家人，至于自己不耕种的富人们，则滥用地权，使其可以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所以农民必须组成公社，夺回这些土地，把它分给愿意亲手耕作的人们。”

“抵押是一种不公道。借钱给你们的人，没有强占土地的权利，因为土地之所以有价值，全赖你们祖先开垦荒地，建造乡村，修筑道路，排干沼泽时所完成的工作；它现在还是要全靠你们的劳动来生产。所以“农民国际”（Internationale des paysans）应该以烧毁抵押的书契，永远废除这可恶的制度为当前的义务。”

“强迫着你们缴纳的田税与其租税都被一帮非但无益，而且绝对有害的政府职员吞没去了。所以你们应立即取消它们。你们应宣告你们的绝对独立，你们应严正表示你们比巴黎戴手套的先生们更能知道料理你们自己的事情。”

“你们要建造一条道路吗？那么请与邻近乡镇的居民联合起来，你们将比巴黎公用部更迅速地造好你们所需要的。你们需要一条铁道吗？那么，全区域关系的地方将比建筑时只知道赚数百万金钱的企业家，更能造成受用的路线。你们需要学校吗？你们自己创办维持，比巴黎的先生们来的更容易有效。国家对于这一切毫无用处；学校，道路，运河等由你们自己建筑，所费必较少，成效必较大。”

“你们需要防御外国的侵略吗？你们只要知道自卫，切不可把这自卫的任务交给迟早要出卖你们的将军们。你们要知道，军队从来不会阻遏侵略者的侵入，反之，只有平民与农人，如果他们觉得有保持自己独立的必要的时候，才能击败最可怕的军队。”

“你们需要工具机器吗？让你们直接与城市的工人联合，他们将以成本的价格，交换你们的产品，而不经厂主的居间谋利，因为厂主不但剥削制造的工人而且垄断购买的农民。”

“不要惧怕政府的力量。这些表面似乎非常可怕的政府，一遇暴动人民的打击，立刻会崩溃下来！我们已有不少次看见他们在几小时内就瓦解了，现在又可以预料数年之后，革命将在欧洲爆发，因而动摇一切罪恶的强权。你们将趁着这难得的时机去推翻政府——尤其是去完成你们的革命，换句话说，驱逐大地主，把他们的产业没收为公有，打到放高利贷者，废除抵押，宣告你们的完全独立，至于制造的工人也在他们的城市中做着同样的事情。于是你们自由联合地组织起来了，使各区域各省市，自下而上地构成一个自由的整体。但是，你们要当心，切不可让各类自称农民恩人的欺诈者来破坏你们的革命；你们自己做事，千万不可期待他人。”

　

这就是我们要对农民说的话。他们反驳我们的唯一证据并不涉及我们思想的根基，它只是怀疑实行的可能性罢了。

“很好，只要农民们彼此能同意，能联合，一切都是很美妙的。”我们的反对论者又这样回答我们。

好吧，我们努力使他们彼此能同意，能联合吧！请尽量宣传我们的思想，请满手散播陈述我们思想的书报，请努力建立乡村间的联络线，革命的日子一到，请同他们一起奋斗，并且为着他们奋斗！

这日子其实已很逼近，它的降临之速，将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87] 这半句是从俄文本中抽译的。——译者

[88] 在爱尔兰和英国的土地常常分为二十至二百“结夏吉纳”（旧俄地积单位=2.70英亩）光景的田庄，每个田庄都有小住屋和农舍。爱尔兰的田庄大都是较小的一种，田地上也只有很小的住屋，常常是用粗石或草泥盖的。地租到处都很高，农人也很穷。八十年代爱尔兰农民运动非常热烈，农村暗杀事件非常之多，格拉斯顿内阁因此立了一条法律，使英国内阁关于财产的法律起了一个大革命。即是，遇着农民诉冤的时候，便由治安判事决定地租的数目。——著者（俄文本注）

[89] 公顷，法国面积名，一公顷等于一万平方公尺。——译者

[90] 格拉斯顿事实上并未提出这个法案。他仅仅提出了这样一条法律，即遇着农人伸冤的时候，治安判事只能照自己意思减地租。1903年保守党通过了一条法律强迫地主将农民售卖于农民，可是却定了这样一个价格（每年地租的二十五倍至三十倍），这使得爱尔兰的农民不要多长的时间就破产了。——著者（俄文本注）

[91] Arthur Young（1741-1820），英国农业经济学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法国旅行记》（Travelstar in France during 1787-88,88-89）共两卷，描写大革命前和当时法国人民的生活及社会状态。——译者

[92] 这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写的，这以后有1905年的农民暴动（关于它的性质以及普遍的影响之有价值的材料，可参见自由经济社的刊物）和最近的1917-1919年的革命。他们证实了我的话。——著者（俄文本注）

[93] 现在他们的收入也并未增加多少；八十年代一个田地上的工人每周的工钱通常只有九先令（即四卢布五十戈贝克）。很少有人得到十二先令（即六卢布）的；而现在他们最高的周薪也很少有超过二十先令的（即十卢布）。——著者（俄文本注）

[94] 近时这一类的大花园又让富豪的资产阶级买去了，他们“就跟贵族完全一样”也请了他们的亲友来狩猎。——著者（俄文本注）

[95] “1,600,000公顷”俄文本作“1,160,000结戛吉纳”，“1,200,000公顷”俄文本作“1,100,000结戛吉纳”。——编者

[96] 这是在1880年写的，这以后英国土地的耕种面积在1907年减为601,010结戛吉纳（1911年705,200结戛吉纳；可是还得减去春季作物。1874年全部种麦的田地已降至925,000结戛吉纳，差不多减去六分之一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情，读者可悉看1918版（即俄文本）的《田园工厂与手工厂》——著者（俄文本注）

[97] 一竡（法国容量单位）等于一百“脱尔”或百竔（即升），一竡等于中国九斗六升又五七四六一升。——译者

[98] 参看1890年10月15日伦敦《泰晤士报》（Times）上发表的数字。——著者

[99] 法国的辅币，一百生丁兑一法郎。——译者

[100] 关于法国田产的数目，人们所观察到的，既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不妨把西门先生（M.Eugene Slmon）在1885年《激进共和报》（Republique radicale）宣传专号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转录一部分在这里以供读者参考：

     “把建筑物与菜园所占的面积，即一百万公顷，八百万地主的地产除外，法国农业的地区，不论一般的意见如何，是属于通常想象不到的极少数人。分区地形学会（societe de topogtaphie pareellaire）会长桑该先生（M.Sanguet）很愿意替我们研究法国的田产，可惜他的工作至今还没有完成，根据他的意见，在法国一共八百五十四万七千二百八十五个地主中间有四百三十九万二千五百人每年只纳五法郎以下的税款（而且往往是无法征收的），他们全体只享受法国土地全部进益的百分之五又一。所以他们所占的地位是微乎其微，几乎不值一提。”

     “其次是二百九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个地主每年纳五至三十法郎，或平均十三法郎的税额，分得土地进益的百分之二十二又五；这所代表的田产如此之小，故有的人可以被加上无产者的名称。第三类地主共有一百另九万五千八百五十人，每年纳三十至三百法郎的税额，享全进益的百分之四十七。每人每年平均可得一千七百三十法郎。”

     “第四与最后的阶级包括六万五千五百二十五个地主，每年纳三百至几千法郎的税额，他们却享受土地进益的百分之二十五又四，或每人每年平均可得一万五千七百法郎。这就是大产业。再则，构成大产业的土地，是森林，旷野与牧场等，所生产的出息既少于其他的田地，故人们可以说，这六万五千五百二十五个地主虽然只享全进益的四分之一，其实他们领有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波先生（M.Toubeau）研究1873年国际统计的一篇最有趣味的文章，也有同样的意见，这文章发表于1882年7,8月份的《实证杂志》（Revue positive）上。根据这位政论家的观察，约有四千万公顷的土地是在不谙农务的大地主与中地主的手里。其余的一千万公顷中有二百万公顷平均二百公顷一块的大田庄直接由领有者自种，有四百万公顷分摊给二百万左右的农民……”

     “但那是土地分成五公顷，尤其是两公顷，甚至一公顷的，最占多数，而且不断增加，几乎达到可怕的程度，这些零块简直可说2是零头布料，很难耕种，甚或不能耕种，它们不但不能使它们的所有主致富，反而使他们更穷。这些零块中每年总有一万五千至七千公顷被人拍卖，其所得的价值还不足以补偿一年的费用。”

     “就事实说，在我们的五千万公顷中，即二百公顷一块的一万大田庄与我们以上所说的布头零块都包括在内，只有七百万公顷属于直接使它们生产的农民。其余的一切，可以说。只有一个主人，就是懒惰者，收租金者与不懂农事的门外汉。”

     “这种情况不但危害农业，而且损伤居民：把一千一百万儿童与衰老残疾者除外，住在我们乡下的七八百万劳动者，只有一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四十四人自己耕种自己的产业，换言之，他们有足够的产业可以生活，毋须求于他人的田地。其他的一切人，是租户，佃农或短工，甚或若干零块的地主，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总名是无产者；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都由地主的私意或贪心来决定，他们或者选择迁徙或者服从地主的意志，再没有其他的出路。”

     “要想像一个比这更可恶更不幸的事物状态，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厌重述地说，有四千万公顷以上的土地握在不谙农务者的手中。都波先生说“所以这面积的大部分都有系统的被判定听其全部或部分地荒芜不毛。”至于那些除了自己的土地之外，尚有其他财富的大地主们，既没有使其土地生产的必要，就利用其权力，让他们的产业留着不耕种。”——法文本编者

     这个极有价值的注脚是爱利赛·邵可侣加添的，他正是法国土地问题的专家，他编印本书的第一版时，我尚且在狱中。——著者（俄文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