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2009年的著作《炼狱里建造的天堂》中，丽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问道：“在如此多的灾难中出现的这种感觉是什么？”仔细研究了人类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地震、火灾、爆炸、恐袭和飓风的反应之后，索尼特声称原先认为灾难揭示人性最丑恶的一面的市侩哲学是具有误导性的。相反，她展示了我们如何在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件中发现了“一种比幸福更重要，却更加深刻而积极的情感”，一种促成她所谓“灾时共同体”的目标清晰的希望。当现有的社会秩序暂时失效时，通过集体和互助组成的一系列“强大共同体”就会应运而生。（索尼特给的例子包括飓风卡特里娜、9/11恐袭和1985年墨西哥城地震）。在那些短暂的瞬间，我们忘记了社会等级差异，互相帮助。可惜的是，当灾难过去，这些共同体就会消亡。《天堂》中提到，我们面临的“至关重要的当代任务”便是防止消亡，“在没有危机或压力的情况下恢复这种的共同体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目标。”考虑到变暖的地球将要迎来更多的灾难，这项任务变得更加迫切。我们该怎么废除那些使灾难雪上加霜的社会秩序，同时又使天灾人祸所引发的超凡人类行为变得平凡而恒定？
即使一个人对共同体内在价值的感受不如她乐观，索尼特的论点还是正确的。在炼狱般的生活里， 我们找到了建立新世界所需要的工具，并且一瞥未曾设想的道路。这不值得庆祝，甚至不值得乐观。但这是希望的理由。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希望，我们必须超越索尼特对特定灾难经历的关注，掌握资本主义下灾难的普遍特征是当务之急。这不仅仅是一系列的日期和地名——卡特里娜、哈维和伊尔玛，1755年、1906年和1985年——而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对许多人来说，过日子就是一场灾难。对这种持续不断的灾害，只有作出一致的反应，同时也必须是广泛和持久的，才能取得成功。在炼狱中创造乐园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反对炼狱的存在，比先前走的更远。比起“灾时共同体”，我们更需要“灾时共产主义”。
诚然，在呼吁灾时共产主义时，我们并不是说越来越频繁的生态-社会灾难的发生将不可避免地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创造越来越成熟的条件。我们不能采取“越坏越好”的悖论式的宿命论，也不能等最终的飓风（神话传说中的所谓“大洪水”）来摧毁旧秩序。相反，我们注意到，这些规模巨大、最可怕的特大灾难会打断本身已经足够可怕的平庸之灾。这些被间断的时刻，对每个人生命的影响是可怕的，但也同样会给资本主义带来灾难。
灾难共产主义没有脱离现有的斗争。相反，它强调了发展我们的集体能力以抗压和萌发的革命进程：在持续不断的资本主义灾难中出现，抵抗并寻求超越的运动。
如何让众多在炼狱中创造小安居所的项目融合成为比转瞬即逝的共同体更持久的事物呢？“灾难共产主义”为这些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政治项目添加了一个明确的定语，即同国家和资本对立，并超越它们的界限。它引导着一种集体力量的运动，这种力量在特大灾难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但平日里也一直存在，特别是在近百年来多灾多难的地方和群体之间存在。气候变化使这些斗争的核心技能有了彻底的发挥空间。
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Smith）指出，纯粹的自然灾害是不存在的。将灾害归罪于“天地不仁”，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它们既是气候或地质力量的产物，又是政治和社会分裂的产物。如果一场地震摧毁了一个小镇上偷工减料、缺乏维护的低收入住房，富人们的房子却仍完好地矗立，指责天地不仁只是为各级政府机关、开发商、地主式房东开脱罪责（更不用说首先造成这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应付的责任了）。灾害总是自然力量（如板块构造和天气系统）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共谋。
要研究特大灾难的形成，就不能忽视那些在它们发生之前就存在的日常灾难。正是第4类飓风“玛丽亚”摧毁了美国波多黎各殖民地，使居民没有淡水——何等的灾难性的事件！这样不完整的叙述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根据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报告，在飓风之前，“99.5%的波多黎各人口是由违反了《安全饮用水法案》的社区供水系统提供服务的，”同时“而岛上69.4%的人所饮用的水源达不到《安全饮用水法案》健康标准”。这种破坏性的事件也不能掩盖像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缓慢发生的灾害，那里几十年来对弗林特河和大湖的忽视和工业污染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干净水源，大多数黑人和拉丁裔社区净水稀缺。此类日常灾难容易被忽视，因为他们不像飓风或地震那样具有惊人威力，这种旷日持久的灾难模糊了灾难作为事件和灾难作为条件之间的界限。对于许多人来说突然意外的灾害冲击，对于一些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日子问题的加剧。
“在地狱里建造天堂远远不够：我们必须与地狱抗争，超越地狱。比起灾难社区，我们更需要灾难共产主义。”
气候变化大大增加了慢性或急性灾难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全球变暖意味着在大气和海洋表面循环的能量增加。全球变暖意味着在大气和海洋表面循环的能量增加。例如，当温暖的海洋产生低气压时，在地球旋转的影响下，热能被转化为具有动能的飓风和热带风暴。温暖的温度会“产生更多”的能量，这种能量必须以某种方式来释放。（能量不能被摧毁，它只能改变形式）这个过程的物理是极其复杂和难以建模的，但它大体能预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破坏粮食和水的供应，破坏房屋和基础设施，并带来干旱和洪水，热浪和飓风，风暴和野火。
科学的进步和从仅仅一摄氏度的全球气温上升中采集到的知识能量化气候变化对个别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把全球变暖与灾难联系起来，比如2003年的欧洲热浪和2010年的俄罗斯热浪，它们每次都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更不用说无数的风暴，洪水和其他天气事件。
气候变化本身就是人为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这进一步强调了灾难性事件与灾难性状况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条件导致事件，而这些事件又进一步巩固了条件。在特大灾害期间和之后，民族国家的目标通常是强化秩序，而不是援助幸存者，因此，灾害事件通常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潜在灾难。在1906年旧金山地震中，军队被派了进来。据估计50到500名幸存者被杀，自发组织的搜索、救援和消防工作被打乱。国家对治理灾难的尝试恰恰证明了自己是一种摧毁“另类秩序”的力量，摧毁了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形式。类似的打压重点是“劫匪”（即，竭力求生的幸存者），这在美国州政府对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的反应中体现。2005年9月4日，在丹济格尔大桥上，7名警察向一群试图逃离被淹城市的黑人开枪，打死2人，打伤4人。对寻求安全的黑人幸存者的谋杀说明了国家要对这种灾难中出现的解放之路施以强硬手段。不难看出，国家只想让穷人、移民和黑人恢复他们先前灾难性的正常生活。这种行为违背了主流灾难社会学家的建议。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军事战略家兼社会学家查尔斯·弗里茨（Charles Fritz）尖锐地指出在灾难期间普遍存在的反社会个人主义和侵犯行为的刻板印象是不现实的。他还敏锐地注意到，在灾难和正常状态之间划线“可以很方便地忽略许多压力、牵制、冲突和不满的根源，这些根源都是深埋于日常生活中。”
然而，国家和资本的灾难制造并不是本地化的和按部就班的事件，而是从邻里到全球的规模。正如娜奥米·克莱因（NaomiKlein）和托德·米勒（Todd Miller）等作者所证明的那样，特大灾难被用来延长、更新和扩大紧缩政策、私有化、军事化，警察化和边界管制这些日子里平庸的灾难。这就是灾难资本主义：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普通的灾难条件加剧了非同寻常的灾难事件，反过来又加剧了原有的条件。灾难性事件让国家得以实施克莱因所谓的“休克主义”。这一过程包括按照新自由主义标准重新开发被破坏的住房、能源和基础设施；用价格剥夺穷人的电力或净水；迫使他们搬迁到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方；当群众试图抵制或跨越边界以逃避这种危机情况时，他们时常面临牢狱之灾。在飓风“玛丽亚”之后的几个月里，波多黎各在经历了进一步的私有化、不断恶化的劳动条件后迎接绿色殖民者的到来：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良心企业家，带着他们用“环境恢复”做包装的超级资本主义大冒险来了。弗林特市的是相似的，马斯克也提出要解决其基础设施问题。
当然，为国家和资本的利益而行动的势力多种多样。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提供紧急救援的“共同基地组织（Common Ground Collective）”活动人士不仅受到种族主义警察的骚扰，还时常受到当地白人武装分子的骚扰，这些人抓住机会，在默许的情况下，扮演着末日之后劫掠割据的场景，有时甚至有警察为其提供便利。
对灾难性事件和灾难性条件的研究告诉我们，气候变化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意外后果，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危机。社会再生产指的是能够在维持不平等的同时维持日常和代际生存的自我延续的社会结构。承认这一点不仅给我们一个看问题的新角度，而且也带来了希望。重要的是要记住，穷人、被剥夺者和被殖民者的生活并不仅仅是由灾难决定的。它们每一次都涉及到生存和延续，其形式往往是知识和技能代代相传。正如布塔沃托米族（Potawatomi）哲学家凯尔·波伊斯·怀特（KylePowys Whyte）所述的那样，土著人民对于数百年来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灾难非常熟悉，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他们发展了在日子型灾难和特大灾难中进行抵抗并生存的技能。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西尔维娅·费德里基（SilviaFedererici）展示了资本主义是如何长期地试图，尽管失败，暴力根除一切形式的非资本主义生存模式。她在2001年的题为《妇女、全球化和国际妇女运动》的文章中指出，“如果摧毁我们的生存手段对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那这便是我们要抗争的领地。”
这样的斗争发生在1985年墨西哥城地震之后，当时的地主和房地产商看到了机会，抓住机会驱逐了他们早想要摆脱的人。他们试图拆毁提供低租金回报的住房，用昂贵的高层公寓取而代之，这是灾难资本主义起作用的一个明显例子。然而，工人阶级居民成功进行了反击。成千上万的房客在国家宫殿游行，要求政府从他们的房东那里征收损坏的房屋，以便最终出售给他们的房客。
作为回应，大约7000处房产被扣押。之后显而易见，特大灾难并不仅仅是为国家和资本创造巩固其权力的空间，它同样也为抵抗提供机会：用格雷厄姆·琼斯（HarryCleaver）的话说，这是一种“左翼的休克主义”。资本主义的日子型灾难实际上可以被这些事件打断，这些事件对人的生活造成了可怖的影响，但也给资本主义带来了短暂的毁灭。在1988年的一篇题为《地震的用途》的文章中，哈利·克莱弗（HarryCleaver）认为，这种情况特别可能发生在当行政能力和政府权力因特大灾害崩溃之后。在治理依赖于监控、智能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地方，这种崩溃的可能性甚至更大。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但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一个日常现实加剧的问题。”
克莱弗还指出了在受地震影响的社区在灾前集体组织的经验的重要性。幸存者间有组织联系、互助文化和团结的期望。租户们知道，他们彼此支持因为他们在过往与彼此的关系。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灾时共同体至关重要，即不仅仅将其作为对特大灾难的自发反应，而是作为每天的生存斗争和地下互助实践的开始。组织抵抗资本主义日子型灾难的经验使居民有能力应对一场特大灾难。
事实上，灾前存在的支助关系在“玛丽亚”飓风之后有效地维系了社区。ApoyoMutuo是一个由已建立的团体、运转的中心和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去中心化互助网络，负责分发食物、清理废墟和重建该岛的基础设施。它比国际援助和物流网络做得更快，更关注居民的需求。通过一种DIY拼装，互助中心证明，非专业人士可以迅速抄起家伙，并分享生存所需的工具和技能。在这样的行动中，他们还创造了超越灾后生存的新形式：团结和集体生活。
“这些风暴已经席卷而过，并且摧毁了许多东西，”总部设在美国的互助救灾网络（MutualAid Disaster Relief）成员Ricchi说。“他们破坏了能源网，切断了获得食物和水的途径，使博里肯岛（塔伊诺人称呼波多黎各岛）变得一片漆黑。但在那黑暗中，无数的波里卡人已经醒来，他们睡得很晚，又起得很早，做着让生活复苏的工作。”
这种生活绝非平庸：团体组织聚会、舞蹈课程和集体烹饪课程，这样的共同视野超越了绝望。
在传统和狭隘的经济意义上，在这些情况是物资稀缺的，然而丰富的社会联系向物质的稀缺进行挑战。特大灾难促使我们认识到，稀缺不是简单的数学计量，它反应于社会关系：商品和资源的分配方式决定了谁能使用资源。在飓风桑迪之后，工具的“稀缺”被克服，不是通过生产或收购更多，而是更新组织形式。公共工具库的建立是为了替代主宰资本主义社会原子化、商品化的社会关系。这些例子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应过于草率地将气候变化与稀缺联系起来。
社区的定义往往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内，我们上面所援引的内容当然符合这项定义：灾民即居民在受灾地即所在地对特大灾难进行回应。然而，气候变化迫使人们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因此组织起来对抗其灾难性影响也需要更广泛的团结社区。根据联合国的数字，目前被列为“被迫流离失所者”的人数为6850万。流民的加速产生不可忽视。到2050年，预计将有2亿人成为“因环境而流离失所者，”他们因为全球变暖带来的日子灾难和特大灾难被迫流浪。说白了就是世界上50个人中就有1个要遭此磨难。
目前，许多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只有一小部分人前往欧洲、北美或澳大利亚。然而，随着气候的不稳定和条件的恶化，许多目前作为避难所的地方将变得不适合居住。因此，前往更高的纬度地区，跨越盘踞这些地区的更富裕国家的边界，对人们来说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生活在那里使人们不那么容易受到灾难性事件的影响，因为富裕的民族国家仍然至少在财政上有更好的准备缓解影响。全球向北移动的趋势可能会加强保护这些地区的努力：自诩为“军事-环境-工业的综合体”已经在策划新的暴力形式来管控边境。反击此类暴力的共同努力将成为应对气候灾害的一些最重要的斗争。
在我们写作此文时，美国各地的几个移民和海关执法（ICE）设施受到封锁，这是美国人民的行动，破坏他们的集结和驱逐行动。在英国，社运者成功地部分推后了政府将移民执法扩展到学校，将学校视作为其“敌对环境”的政策。上世纪90年代，在格拉斯哥，一个将新移民与当地人配对的伙伴计划非常成功，以至于工人阶级社区最终阻止了旨在驱逐他们的新朋友的黎明突袭行动。在我们看来，这些人也组织了灾时共同体，它们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85地震后墨西哥城和卡特里娜飓风后的新奥尔良。
这些灾时是满怀希望地一瞥另一个世界的缩影。社会再生产不是通过有薪劳动、商品、私人财产及其所有相关暴力来协调的，而是通过关怀、团结和对自由的热情来协调的。人们坚信，平庸不是宿命。
这种希望是至关重要的，但不要过度乐观。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微观世界，微观视角往往也对资本有价值。须知资本不是同质的：对某些资本家有利的是对另一些资本家不利的，短期内对个别资本家不利的东西可能对长期的资本有利。因此，虽然灾时共同体可能会给一些资本家和地区政府机关带来负面新闻影响，但其他人会期待着挖掘它们的价值。正如阿什利·道森（AshleyDawson）提醒我们的那样，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12年飓风席卷纽约之后赞扬了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占领桑迪”赈灾自组织。在国家和市场力量所不能做的事情上做得很好的情况下，“占领桑迪”让社会生活得以继续，大风大浪时掌舵，风平浪静后滚蛋。国家机关无直接损失。
当然，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并且忽略了灾时共同体的教育价值。它展示了一种价值观：对另一种生活表示欢迎，对资本的平庸灾难严词拒绝。社会再生产的方向改变了：一种另类的自我再生产的企图，抗拒昔日把身体与环境一同榨干的日常状态。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许多为应对边界问题而出现的灾时共同体中。正如哈莎·瓦利亚（HarshaWalia）在《消灭边境帝国主义》中如此精彩地展示的那样，这些社区不仅帮助人们减轻边境的暴力，而且抵制了边境这概念本身，这一理念成为了简单的诉求：无国界。事实上，正是这句话同时进行了我们坚持的肯定和否定：反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方面，同时描述另一个世界的特征。这是一个在炼狱里反对炼狱的行动。
这种否定无疑需要超越与占主导地位的社区观念相关的舒适圈。当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面对那些种族主义的警察和义务警员时，共同基地组织（CGC）在黑豹组织和其他激进组织的激励下进行武装自卫。冲突也不会仅仅存在于外部：CGC还必须和那些不热衷于参与纠集，相反却热衷于体验末世的票友打交道。灾难社区将无法摆脱构成日子型灾难的暴力混乱：厌女、白人至上、阶层歧视、残障歧视、种族主义和许多相互交织的压迫形式，可惜的是这类阶级社会存在的痼疾难免渗透到了他们的组织中。灾时共同体将不得不学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运用社交工具进行动员和启动问责程序，许多活动家已经投入精力进行发展。
资本主义对共同体很满意。通常情况下，“共同体”这个词被用来描述资本主义自身在日子的或特大灾难中生存所需要的弹性力量。用“共同体”命名集体剥夺了所有的变革力量。
我们不能完全放弃社区的概念：考虑到这一词儿的广泛使用，这样的建议是毫无益处的理想主义。但当给我们谈及“灾时共同体”时仅仅将其称之为“社区”，那无疑是否认了它们的潜能，将其束缚在一个永远可亲可爱的，但永远不具备变革力量的概念上。
所以我们呼唤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往往以资本主义生产创造的物质丰富为前提，灾难共产主义的基础却是灾时共同体的集体富足。它是一种抓住社会再生产的手段。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结果都会立即成为共产主义（例如，1985年墨西哥城的这些共同体没有废除私有财产）。我们对“共产主义”之一词的使用标志着一个超越具体表现和结果的社会运动的愿景和运作，如此的社会运动将跨越空间，超越重大灾难持续存在。一切都基于在灾时共同体中发现的社会再生产的极大丰富。因此它也完全贴合了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基本定义：“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因此，灾时共产主义的共产精神是一种突破规则的变革性大动员，没有它，逐渐显著的全球变暖灾难就不能也不会停止。同时，灾时共产也是对多种结构性不公正的毁灭，这些不公正使灾难得以延续，并从灾难中汲取力量，同时它也是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星球上，人们集体能力的落实，以寻得持久和繁荣。它雄心勃勃，要求重新分配若干规模的资源；赔偿殖民主义和奴隶制；为土著人民没收财主地产；废除化石燃料，以及其他重要事宜。显然，我们尚未成功。但正如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所指出的，“尚未”存在于我们的当下。在对灾害的集体反应中，我们发现，建设这个新世界的许多工具已经存在。当索尼特谈到这种“比幸福更深刻”的情感时，她瞥见了一种可能性：“我们自己可能是谁，以及我们的社会还能变成什么样？”在废墟中，在可怕的停顿中，我们反对在停顿中竭力进行资本化收编（口罩自由市场、钉钉网络升旗仪式、复工）的社会环境，我们就快要完全变革，完成对知识的统合，一切人和一切物之关系的变革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在对灾难的集体反应中，我们看到了一场现实的运动，这场运动将废除“当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