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赵祖培、陈程芳、林诗卿和伍泽仁，秦望山为之作注。主要记述了黎明中学和安那其主义的历史。）
泉州黎明高中开办于1929年春季，到1934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停办，前后只有五年。因部份人系安那其主义者，学校遂成为安那其思想的传播场所。它的学制和教学方式也与一般中学有所不同，所延聘的教师居多是英、法、德、日等国的留学生，或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安徽、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朝鲜、安南等的名教授:如吕展青(即吕骥，现北京音乐学院院长)，姚禹玄(即张庚，现北京戏剧学院院长)，杨人楩(现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以及童话家张晓天，文学家王鲁彦，戏剧家邵惟，物理学名教授黎蛮支、夏之骅、吴金堤，英语教师郭安仁，生物学教师张翼飞、柳子明、汤文通，文学教师胡仲纾、甘白水，历史教师朱少希，地理教师钱兆隆等，他们在文化教育界都拥有较高的声望和带有不同程度 的进步思想，也具有一股爱国主义热情，反帝反封建运动成为全校师生的共同目标。同时因安那其主义思想影响，学校中个人自由浪漫主义思想作风也很突出。校董方面，如许卓然、秦望山、张贞、于右任、陈铭枢、邹鲁、陈清机等在当时统治阶层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初开办时，学生数仅三四十人，至第二三学期，即激增至二百多人。由于教师、学生来自各方，思想情况也相当分歧复杂。所以这个学校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想把黎明当时开办目的及教学活动、社会活动和校潮内幕等情况，凭记忆所及作片段回忆介绍。
黎明开办目的和发展方向
黎明高中的发起人秦望山、梁龙光等，当时开办黎明，他们的理想是要宣传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实现人类乌托邦社会。他们企图通过学校教育，培植信仰安那其主义种子。在教育思想上，主张个性自由发展，主张人类互助组合，反对国家法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教育方法上，他们重视学生自觉学习，发挥自由思想，提倡体力劳动，反对读死书，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当时学校礼堂上有两对校联，其一，“家庭何尝是家庭，学校便是家庭；学校何尝是学校，宇宙乃是学校”。另一对，“少爷气、小姐气、书呆气，根本要不得；革命化、科学化、社会化，着实做起来”。横联写:“奋斗便是生活”六个大字。这些校联正可说明黎明开办的目的和发展方向。黎明校章的含义，亦反映学校的意图。这校章系画家丰子恺绘制的，其图景为三只小鸽站在晨曦前面，象征着黎明即将到来的意义，意在启发学生要有蓬勃新生的朝气，要有站在时代前列的革命精神。黎明的收生方式，反对学店作风，采取工读生办法，对贫苦学生给予半工半读，优待减免学什、膳食等费。这个办法，受一般贫苦青年学生的欢迎。在开办初期，学校当局还提出发展蓝图，准备在梅石书院开办农业学校，在崇正书院开办理工学校，黎明高中亦将进一步发展为黎明学园，继承上海立达学园精神。那时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极端残暴黑暗和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压迫我国的时期，万千有志青年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找不到革命真理，彷徨歧路，而此时黎明高中以进步姿态出现，教师阵容又排得那么齐整，因此，从第二三学期起，就学学生，不但有本省泉属、漳属、莆、仙、永、德[1]、云霄、诏安、龙岩、上杭等县的青年，远至陕西、安徽、江苏、浙江、朝鲜、安南等地以及南洋各属归国华侨的青年，他们不少人从数千里外来泉就学，甚至当时朝鲜、安南两国的民族革命志士，亦因帝国主义迫害，来黎明高中避难。而安那其主义者吴克刚、卫惠林、陈范予、叶飞英、郎伟等亦相继来校讲课和协助校政。巴金来校一段时间，他来时无讲课亦无演讲，但因他在文坛上的名气，影响很大，所以当时一般青年学生对黎明高中有一定的向往。
打破班级制度的教学活动
黎明高中虽是个普通中学，但功课安排除必修课程外，还分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系，学生可以自由选修。课程和一般学校不同的有社会科学、逻辑学、社会发展史和农村教育学等。在课程表上，正式安排体力劳动课，每周两节，师生均下劳动园地，文学教师还选了陶渊明和厨村白川有关劳动的文学作品讲授，并举行以劳动为题材的作文竞赛，培养师生树立劳动风气。在授课方式上，由于黎明教学精神注重帮助个性自由发展，所以授课形式曾经在一段时间运用道尔顿制方法，把主要学科如文学、数理、英文等授课时间安排同时同节，按学生各科程度高低分别编班授课，打破年级限制。这样一来，学生数理差的可到预备班(初中班)上课，文学程度深的可在高中部各年级去上课。同时各位教师因各有专长，授课时间又宽，所以讲授的学科，大部分系教师自己编撰讲义，很少采用通行课本。上课讲授也采用讲座形式，学生是否遵照课堂秩序听讲，教师完全听任自觉。当时有杨人楩、朱少希的历史课，胡仲纾的逻辑学课，王鲁彦、朱宗慈的文学课，梁龙光、吴克刚的社会科学课，黎蛮支、夏之骅、陈允敦、徐君燮的数理课，柳子明的生物学课，他们都有丰富的教材和生动的教法，能适应学生胃口。尤以朱少希的历史课，他以社会发展史为主要教材，指导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学习历史，朱老师教学态度认真负责，生活俭朴，布衣草履，学生对他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有深刻的印象。
当时黎明试行打破班级制度，有些比较勤学苦练的学生，不受年级限制，进步确也很快。一些参加社会活动和体育活动的学生，对功课可以自由升降，也觉得符合自己的学习要求。但是打破班级制度发挥自学精神，主要依靠学生自觉，当时学生自觉学习的风气还不是很普遍的，学生进步快慢不一，程度参差不齐，兼以讲课内容，深浅不尽符合学生要求，而学校设备与道尔顿制的要求有相当距离，所以打破班级制的试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出现了学习课程上自由散漫的紊乱现象。
培养自由钻研的学会活动
组织各种读书会、研究会、演讲会和辩论会，是黎明培养学生在课外自由钻研的一种重要活动。教务主任姜种因、训导主任陈君冷，都很注重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参加学会活动。那时学会组织有:文学、社会科学、数理和外文(包括日文、英语、法文、世界语)等科。每个学会都由教师和学生自由组合，教师从中指导读书方法，帮助学生解释疑难问题，而且各种学会都办有小型壁刊或墙报。在学会中，文学和世界语等比较活跃，参加的人也比较多。当时阅读钻研的书籍，其中不少是安那其主义作品，如《克鲁泡特金自传》《互助论》《面包略取》《国家论》《断头台上》和柴门霍甫[2]的世界语作品。[3]巴金每一新著，在读书会中都很风行。为培养学生敢于发挥自由思想和锻炼讲话口才，还不时举行演讲竞赛会和辩论会。演讲会是每学期按班级分组分期举行，学生自由命题组稿，发抒自己的政治见解或读书心得，各班文学教师主持讲评和记分。大型辩论会是全校师生联合举行的，每学期举行一两次。参加辩论的先由各班推选代表，教师学生均可临时自由报名参加。曾有一次辩论题目为“革命与恋爱”，争辩理由，一方为:既要革命就不要恋爱；另一方为:要革命也要恋爱。双方各抒所见说明革命与恋爱无矛盾或矛盾的道理。教师若干人组成评判组，为双方评定分数和总结评论。在争辩时，出现各式各样的道理和口才。这种辩论形式，对鼓动学生革命思想和培养发表能力，以及增进探讨科学的求知欲，颇有作用。安那其主义没有入党组织形式，但是通过各种学会活动，从中灌输和孕育安那其主义思想，培养种子，这确是它一个很主要的活动方式。
着重戏剧演出的社会活动
积极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而且运用戏剧演出来加强宣传，扩大社会影响，这正是黎明开展社会活动的方向。当时社会活动形式表现在校外的，主要是黎明学生掌握泉州学联会，运用学联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当“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发动军事侵华时，泉州学联组织抗日宣传队和检查队，深入安、南、永[4]等县宣传抗日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同时深入沿海一带配合地方群众力量检查日货，破获走私。特别在反对晋江县长吴石仙迫婚害命一案(注)，黎明学生通过学联，组织黄彬彬惨案后援会，鼓动泉州青年学生对吴石仙进行说理斗争，迫使吴石仙当场丑态百出，狼狈不堪。这件事情曾哄动当时社会听闻，并激起吴石仙与沈发藻对黎明的刻骨仇恨。再如支援淞沪抗战和参加十九路军政变的宣传，黎明师生都很活跃。烧毁神像，破除封建神权，亦运用学联大胆作为。上面谈的活动范围，都是黎明师生直接插进社会的活动，但是社会活动更具体和更有组织有系统的还是在校内的戏剧活动。黎明一开办时就露出社会活动锋芒，最后遭受反动派的封闭解散，前前后后和戏剧活动都有相应的关系。这里把戏剧活动再作介绍。
黎明自开办起就重视戏剧活动，师生曾经合组蓓蕾剧团，对每出戏剧不但注意排练与演出效果，也很重视剧本的翻译与创作。戏剧家邵惟、周夷白、姚禹玄等，先后来校指导戏剧活动，几乎每个学期都有大型或中型的戏剧演出。开办的第一学期，演出大型话剧《夜未央》，这剧是俄文译作，剧情为反对沙皇暴虐统治制度和歌颂自由恋爱。选演这剧，目的在宣传安那其主义及讽刺社会现实，而这剧的演出，对舞台上各项革新与创造，在泉州早期剧运中别开生面，也博得剧艺界的好评。而且自这剧演出之后，在古老闭塞的泉州的男女间社会风气，也多少受到新的影响。续后各学期，相继演出《父归》《讨渔税》《黑暗中的红光》，以及师生合编的“出路”等剧。通过这些戏剧活动，暴露反动统治的丑恶面貌，鼓动革命斗争。像《讨渔税》一剧，公开抨击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暴敛横征，已是迫得民不聊生的时候了。所以这些戏剧活动，深深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与仇视。当时反动派常把死犯在中山公园黎明校旁枪毙，无非借此对黎明恐吓威胁。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围剿红军，疯狂镇压人民，在这法西斯统治恐怖时期，黎明中共地下党人姚禹玄老师领导师生合演《出路》，号召青年只有紧密团结工农群众走上梁山反抗暴虐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当时反动驻军旅长沈发藻，对黎明敢于公然演出这剧，非常忿恨，乃与县长吴石仙阴谋捏造黎明散播共产党传单、标语，演出《出路》煽动社会风潮，宣传“异党”思想为借口，报请教育厅标封捕办，在这种阴谋的摆布之下，果于“出路”演后未久，反动军警大举包抄黎明，逮捕代理校长陈君冷、教师陈侃、学生卢主民，用大卡车把全校学生分批押送原籍，迫令学校立即解散停办。1934年夏天，黎明就在反动政权的摧残下告终。[5]
黎明校潮的经过
上述黎明高中的教师阵容，教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等方面，在泉州文化教育界中，似乎有卓然不群之势。但所谓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顾名思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实际行动，必然会产生无组织、无纪律、极端个人自由主义、互不服气互相排斥、各自为政的紊乱现象，从黎明校潮一幕就可看出。因为自从吴克刚、卫惠林、陈范予、叶飞英这些安那其主义者到校之后，他们在留学资格或学术地位都自负甚高，对梁龙光领导校政不服气；他们又错认黎明经费充裕，学校有扩展前途；又以闽南地区偏处一隅，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于是他们企图控制黎明作为安那其活动的大本营。1930年秋，梁龙光离校赴日，吴克刚出任校长，吴等为提防梁龙光重主校政，即施用一些手法:首先，在学生中采用拉拢和打击的办法，来分化削弱梁的威信，如对学生吕文苑、黄金燧、林双全、吴贞等拉拢为骨干；对洪一萍、陈荣祖、潘曜人等进行打击排斥，借口洪一萍因参加社会活动缺课八小时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对一些无党无派学生苏昭道、王鹄台、林诗卿等加以怀疑诬陷，借口他们到诗山演出新剧系参加苏维埃秘密会议，造册密告驻军，事由王觉辉透露，迫使苏等离开泉州避居乡下。其次，解聘和迫走梁所聘任的教职员，如教师吕展青、杨人楩、胡仲纾等以及教务主任姜种因、训育主任陈君冷、总务主任赵祖培，均于此时相继离开。其三，吴等取得黎明为活动基地之后，同时发展外围力量，其措施:①由叶非英、陈范予到平民中学进行安那其主义宣传活动，夺取该校为基地；②由袁国钦、袁继烈、黄金燧等组织泉州市世界语学会，广泛吸收中、小学教师及社会知识青年，伸张安那其主义力量到闽南城乡各角落；③开设和平书店，大量贩卖安那其主义书籍。
吴克刚就任校长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初步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但在黎明经费这关，却无法挣扎过去。当时吴等误认黎明经费很有办法，殊不知前阶段的维持与扩充设备，是在艰苦支绌的情况下，煞费苦心，多方筹划支应的。吴当时碰着经费非常拮据，出乎意料，正在一筹莫展欲罢不能的时候，适值梁龙光再由日返泉，洪一萍等出面欢迎，吴即借口梁有意重任校长要迫他离开，悄然离校往厦，并于事前暗中布下反梁校潮，所以当吴去梁来之际，吴的亲信学生吴贞、谢仰丹等持手枪纠集亲吴学生，凶殴训育主任陈君冷及学生洪一萍，学校造成真空，真正陷于无政府状态。当时在学生中对学校比较关心爱护的如苏昭道等，闻知校潮讯息，立即由乡下回来，出面招呼同学回校，欢迎陈君冷代理校长、赵祖培复任总务主任，校潮平息，学校乃重新聘请一批名教授和留学生，如南京大学讲师汤文通，中山大学教授黎蛮支，交通大学教授吴金堤，以及留德学生夏之骅，留法学生詹若标、戏剧家姚禹玄等来校，继续上课。因此黎明得再重新开办。
以上几点回忆外，由于资料有限，对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在黎明各项活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尚待系统介绍。实际上黎明在开办时就有红色种子，如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参谋长钱子英(即李子英同志，晋江岭兜村人)，即黎明第一期学生，我们现在了解的，当时学生中还有陈举、何应泉(司马文森)、何献廷(何必然)等，在职员中有章绿汀，在教师中有姚禹玄、郭安仁等，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教学方面和社会活动，都相当活跃，起了一定影响，我们今后愿再深入发掘，并祈熟悉情况的加以补充指正，共同完成这一页史篇。
注:黄彬彬原为李天佑之妻，他们婚姻系父母主意的，聘金六百元，实则黄彬彬另有意中人。结婚后，不到一星期，即脱离家庭，要求离婚。李天佑不肯予以无条件离婚，要求退还六百元聘金，事遂搁置。后来黄彬彬入平民医院为护士，旅长沈发藻涎其色，托晋江县长吴石仙撮合，吴一面向李天佑自请代为解决离婚案，一面假借其妻生病，请平民医院院长王丹庵诊病，并嘱随带护士黄彬彬同往。吴石仙事先叫沈发藻在县署候之，及王、黄到后，不知如何起冲突，窗户玻璃及黄自己带去皮包内之温度计均打破，黄亦于是夜服毒自杀，闻留有遗嘱，被其兄黄石茨与吴石仙妥协将其遗书灭掉。黎明学生抱不平，出面组织黄彬彬惨案后援会，吴、沈大惊，乃由吴赴省先发制人向陈仪报告黎明为共产党机关，请予封闭，封闭时，学生用大卡车押送原籍。(以上为秦望山先生补注)
(原文载于1962年5月第六辑第54～60页)[6]
^“莆、仙、永、德”分指莆田、仙游、永春和德化
^现译“柴门霍夫”。
^此句修改了原文的部分标点符号。原文未使用标点符号标明文艺作品名。
^指安溪、南安和永春
^此段修改了原文的部分标点符号。原文使用了双引号来标明文艺作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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