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个性与无政府主义小组
前言
“个性与无政府主义小组”这个标题来自黑色国际，由CCF/城市游击队细胞的Gerasimos Tsakalos撰写。这个话题关系到许多无政府主义紧张局面中积极的部分。不仅关系到同志们的协商方式，还有在最小限度的非正式组织（集群、网络、关联小组）中引导自己，进攻，以及这些形式对个人的影响。产生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也是它所关心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可以归入到一个理论上的“待完成”，为了穿越那些地形，在社会和秘密的边缘绘制边界地带的地图。
这篇文章以武装无政府主义城市游击队员的生活经验来编写，作者被囚禁于雅典的科里达洛斯监狱。这不是一个白日梦的幻想，而是在实践的熔炉中发展出的理论和它的结论。横向形式的组织在这里被描述为是在实践中已经使用和发展的，不是来自圣经，而是在日常的实际混乱中。
为了无政府主义黑色国际的实践。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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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与无政府主义小组
替代前言
关于“个性与无政府主义小组”的标题，可以说它是无政府主义环境中不会过时的话题……在一个小组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个殊性是被镇压还是解放？个体如何遭遇集体？同一集体之间的同志们的差异可以具有创造性吗？或者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纠纷、对抗、尔虞我诈、竞争并以决裂而告终？
友谊和派系何以能够取消一个无政府主义小组？
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驱逐一个参与者时人际关系是怎样的？非正式的等级制度和它们追随者成员如何在一个无政府主义项目中存在？
这些问题都是从个体试图与无政府主义小组和平共处时爆发出来的。
“个性与无政府主义小组”的小册子是一个实验的证词，它的政治经验来自暴力革命的无政府主义非法基础设施的内部。这些人际关系形成于刀尖上的杂技，因为它们是在极端密集的环境和选项中测试的。
矛盾或无视城市游击队组织的基本原则的代价，会导致多年的监狱生涯，甚至是死亡。
因此，有人会认为这个特别的小册子是针对更多“熟悉的”同志们……
但情况并非如此……
没有什么会单独诞生，我们都知道得非常清楚，游击队小组诞生自运动，而它们是武装的表达。
这个文本提出的经验和人际关系，是我们在无政府主义会议、占屋、聚集地或自我组织的项目中的经验和人际关系的扩展。在这些项目里产生了最为激烈的时刻，但同时也制造了变形的无政府状态。
这个小册子的风格可能对同志们来说有些奇怪，因为没有了CCF的诗性、打趣和反叛的内容。
此文本更加“不雅”和“粗鲁”，但一些东西更清晰了。在下文中有许多次在政治心理与个人经验之间的摇摆。一种平衡让写作方式充满活力，并邀请读者用他自己的经验灌输其中并造成影响。无论是谁参与进小组、聚集地和无政府主义会议，都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在下面的文字中找到自己。
Continue on well…
From reading… To complicity…
Black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 CCF / Urban Guerrilla Cell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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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认知、想法和思考更加全面地持续发展之中，去推动更好地理解关于个人和团队之间的关系，总是有用的。集群组织模式和人际关系中出现的随机致病菌并非仅限于理论的层面。这也是个实践的问题，它对团队行动的整体发展有影响，也对那些新迁入团队圈子的人有影响。
一个研究评述仅限于通过悲观的视角提到小组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实质性和有效性的失败。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克服这些问题的思路、建议和试验，我们才能做出贡献。当然，如果你只是传达和分享了自己对团队的结论，让你的个人经验完全为他人所用，这是不可能的。经验本身也无法被某人挪用，但是如果传递它，这可以促进一个珍贵的思考，或作为遗产被使用。因此，这个文本就是这方面的尝试。
我们将试图在建立和发展无政府主义城市游击队小组的过程中遇到的情况来做出结论和考虑。这些想法不是从对或错的意义上制定规则，而应视为同志之间真正对话的开始。我们认为分析的一个主要核心——就习惯、选择和我们身处的相同世界而言——是去努力理解推动每个人具体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这是尝试理解为什么某人选择做些什么，而另一人仍然无动于衷和消极。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们选择简化权力性质的复杂性及其大多数追随者的行为，以便得到一些普遍的结论。这是因为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分析系统的统治，而是有必要建立对影响我们的观点的基本看法，涉及到集群组织的术语和同志之间的行为，因为，我们做出自己选择的决定，取决于如何看待和解释我们正在经历的情况。
理解当下的基本思路
为了照亮现存制度的基石，我们意识到一切都以不断巩固权力必要性的方式被构建起来。这种制度的基础、权力自身的性质及其规则，扩散到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中，权力的主要成分被实施于个体。这不仅限于容易察觉到的显著的方面，正如更多的直接权力在社会之上的规则、国家机关（政府，法官、警察、军队等等）和经济专政中表达和巩固。这样一来，不管任何管理社会的经济模型（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权力的性质都保持不变且真实。对机构和经济因素应用的战略和战术的理解——当然，它们有助于维持秩序并在国家或国际层面增加利润——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但明显，它不是唯一的，无疑，也不是自给自足的。对权力弥散至整个共同体的复杂的看法，对发展个体意识是必要的。
在任何决策权的核心，没有人是局外人，甚至依靠沉默或怒火影响社会机器的个体也不例外。在这个机制中，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其责任的独立实体。制度以消除每个个体的个性的方式建构起来，使之变成被动的公民。这自动化的结构建立一种感觉——没有人被看作对制度是不可替代的。一个新武器总是能够代替旧的，它以这种方式巩固（个体）一无是处，以及在抵抗中缺乏意义的感觉。……一方面，制度自身寻求它永久的存活，通过长久不变和不断增长的条约剥削，以便制造利润，在它的正常运转中抑制任何无法消化的偏离。另一方面，它向自己的公民宣扬如下幻觉——一个有发展机遇并能提高自己位置的生活，提供一个许诺安全、秩序、物质财富和实现人为创造的欲望的世界。一个恶性循环，一边依靠愚弄公民希望维持的专制金字塔，一边明显的不平等影响着他们。所以即使在制度的底部，社会大多数也从不满足于它所提供的，它则继续把顺服的移入其中。
现在如此轻易出现的问题是，如果制度运作的后果被社会熟知，那为什么没人用这知识反对它，反而由一个社会实际的支持它，有意识地选择屈服？为什么社会大多数对挑战性观点保持无动于衷？甚至当革命爆发时，为什么他们最终维护和建立与他们曾反对的权力相似的关系？
大众心理学，我们可以说，出于本能和个体动机。认识到个体效忠的根源，以这种方式，我们让自己理解社会的态度。对失去的恐惧，甚至制度允许你最小限度的占有，都会变成连接到从属关系的锁链。还有一个弥漫着互残的社会条件，不断的以公民之间的异化竞争滋养着自己。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社会晋升和富足的希望在系统中被建立。
在这种竞争的攻击中，它越过死尸；在它的防御中，由总有某人比自己更坏的想法所覆盖。……最受青睐的冷漠习语总是说：“你能自己应付什么，挑战世界？”
以这种失败主义的思考和抑制借口质疑存在，通过作为结果的景观，消费主义欲望控制公民们不得不巩固那些欲望。
景观是一个结构工具和“常识”的实施，后者仅仅通过他们的看法来建立陈见，作为一个公民们互相依赖的恶性循环，只是认同（社会上的）行为标准。通过景观，公民会深信任何断裂的思考的虚荣，而当制度暂时无法填补他们基本物质需求的时候，景观就会指导社会愤怒进入它能吸收的野猫抗议的形式。一个抗议总是进入假定改善系统的方向（沉默的抗议者，和平的聚集，等等），从来都不在使之毁灭的方向。
通过这个涉及到为系统辩护和提供支持的中心概要，我们了解到，系统覆灭所遇到的障碍，不只是逻辑上压制寡头专制的能力，还有制度的公民们对它必要性的信仰。最终，越过对政府的控诉而捍卫它——权力存在的逻辑本身——是这个制度的公民们。社会大多数相信系统现存的结构是唯一出路。
这个社会，自从它形成，甚至当制度统治瓦解了，也会是对个体与集体自由的持续障碍。这将是守旧的权力针对怀疑者的最后的后备军。我们寻求打击这种对系统必要性的信念。问题是谁，以及在何种基础上，会组织这个可能性，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发展怎样的关系？
进攻的纷争和选择
正如我们辨别到国家大众意识中接受系统的原因，所以简言之，我们会试图找出导致一些人争论的路径，他们预先确定的角色，并有意识地拒绝国家认同。
个人良知的产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他们在其中生长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到其个人所经历的事件和情景以及所接触到的理念、探讨与思想，所有这些汇聚成了一个充满刺激物的水池，去塑造并发展个人的良知。这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此外，当寻找某一个人之所以是如此的诱因时，我们似乎带着对现实的简化后的视角，由于缺乏思考而忽略了那些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换句话说，我们仅仅集中注意力于我们自认为（在其个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促使其人做出某种选择的因素。但总有其它的动机我们未能注意到。问题在于该个体如何判定这些动机的重要程度，而这种对重要性的判定则会影响他最终的选择。
同样，拒绝的选择并不只由（因经济排斥等原因）事先退出社会的人来进行，还有那些身在公众中但决定完全打破他们被定义的角色的人。问题是某人选择遵循哪些原则、价值和欲望。有人希望成为反叛者。在一个人生命的早期，叛逆和反动是他/她发展的隐含阶段。随着人的成长，剥削增加了：工资奴役、空洞的社会关系的不满感、规律性、社会习惯的默认规范以及认识到制度的全部丑陋，所有这些都可以刺激一个人从年少叛逆走向成熟的政治觉悟。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个制度格格不入，但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决定攻击这个异化和权力的源头。
与安那其观念的以一次接触在这一发展中具有节点作用，因此即使我们还没有完全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压迫，但我们仍然想要在不受权力结构影响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具有真实关系的自由社会。随着对现存制度经验增加，人们认识到，“邪恶”国家与资本主义压制“纯洁”社会是一种肤浅的分析，与我们所经历的不一致。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权力与它的身体——有时几乎是每个人——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所以只要我们明白国家和社会制造了主人与顺从之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难题。这就是关于我们喜欢做什么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做什么之间的平衡。显然，我们认识到在面临这个社会的每一种条件下，都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行事是不可能的。我们最终签订契约，并且我们同样进入一个在每个人生活中都起决定性作用的净化期。现在是每个人做出抉择的时候了。你会冒什么风险？面对这个决定我们生活、给予我们齿轮角色并且要求我们完全服从的制度，你会在哪里触及到攻击的欲望？
在这一点，取决于个体良知的经验和触发器的选项在人们面前展开。对于一个察觉到权力作用并拒绝它的人来说，我们可以勾勒出两个基本的选择。当然，为了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这是在简化的范围内进行的，并不意味着在这两个方面上没有不同的色调。
一些人面对镇压的恐惧和行动造成的后果时，选择转移到合法抗议的范围内，它是一个由制度为每个潜在争端设置的可接受的压力阀。根据刑法规定他们的行为，拒绝任何严重的法律后果，这是个人选择之一。我们在这里观察到，他们中的一些人承认恐惧是他们选择如此的原因，并且可以澄清给他们的同志。这是个体面的位置，因为它变得清晰和诚实。然而，大多数拒绝行动的人，因为他们担心后果，而将恐惧转化为理论，试图证明他们的选择。他们到达了批评那些行动的人的程度，而不是承认他们恐惧的尴尬，用政治斗篷来掩盖真相。在表面上的争论中，他们会试图隐瞒这个简单的道理，正如它是一个可预期的反应——每个人在觉得自我被贬低时，他们用人为制造的借口辩解。这种防卫变成了意识形态。这种行为并不排斥一种特殊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它单纯地由不同的“意识形态”谎言表现出来。另一个选择则基于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核心，没有革命暴力就没有行动。
这里避免一些误解，多样的行动宣传（示威、海报、麦克风等等）还有项目（会议、占屋、广播电台、反制度信息网站等）并不涉及直接暴力。这些运动和主张对我们立场的扩散是必要的，在无政府主义组织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这些项目不能自取灭亡，而是要促进敌对行动的加剧。我们的目标永远是暴力颠覆制度，这就是推动我们斗争的组织和宣传的原因。当这些事情不能促进革命暴力时，它们就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改良主义的方向和选择。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直接暴力行动破坏权力，而所有其它工具都旨在协助我们的愿望，包括这篇文章本身也是如此。正如我们所说的，现在有人认识到他们反对制度的欲望和愤怒，而选择攻击。通常，这些出发点存在于在示威期间临时参与攻击，甚至在大学之外，人们很容易在街上发生冲突。在这些情况下，有几种潜在的观点。
其中一个是，有人会依附于偶尔的冲突，而忽略更多有组织基础的直接行动，这给发展和加强斗争提供了新红利。另一种观点是，利用这些最初的冲突经验，开始给他自己定义何时何地实现攻击，出乎意料的打击，自己为自己制造猜想。这种选择是困难的，并且充满了陷阱，其中包括监狱，甚至死亡，但它会提供经验、情境、情感和同志……但是，这种选择必须在强大的认知下进行，而不是在冲动的情况下进行。
否则，即使情况良好，该人继续行动，但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上。在成功的进攻行动中，全都出现在第一战线上。但是当困难的情况出现（镇压、逮捕等），这些人通常也会失败。
即使以历史的视角研究一些城市游击队的案例，我们也看到被逮捕过人的行为与以前的行为并不相同，或者说，比之更加背信弃义了。我们不断地通过进化过程中经历的关键事件来重新审视我们的选择。对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的回顾与复查巩固了我们自己所支持的那些观点建立起上的基础。
因此，直至昨天我们还认为与之关系密切的人却使我们遭到人生第一次逮捕、尝到人生第一次绝望的这种个人经验，应被善加利用，即视其为一个生命过程，甚至视其为我们自己的力量。甚至范围更加广泛的社会事件也同样是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选择和围绕着我们的环境的有用工具。例如在希腊，2008年12月（警察谋杀了Alexis Grigoropoulos）导致一些人积极行动，使无政府主义空间内的程序加速。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所经历的这种发展在认知方面没有过硬的基础。此外，2009年9月（“哈兰德里”案例，CCF）来自统治方面的压制性攻击让我们看到，许多由于起义而激进起来的人或者在恐惧中对他们所作出的选择感到后悔，或者将自己从一切无政府相关事宜中摘干净。所以，我们是根据各种各样的例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根据每个人的偶然猜想和自觉的生活态度之间的差异来逐渐获得认识的。当然，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发展过程能够引导他或她有意识地选择进攻，那么这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具有完全不同的起点的人最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走上无政府主义城市游击队的人生道路不只一条。但所有这些途径的共同点是关于使用暴力作为破坏权力的行动手段的基本概念。
关于小组的初步思考
当人们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概念的社会冒险时，也就与具有其它可比性概念的人建立了关系。从第一次发酵中产生的现实基础，以创造一个心照不宣的直接行动小组为前景。公开程序本质上是自然开放的，但它们在非法行动的领域能力有限。在策划攻击时，它们缺乏强有力的保密措施。这些措施不但对宣传行动非常重要，而且对过程发酵中关系的形成非常重要。它们是创造一个戮力合作的小组的基础。
此外，我们的目标是这个计划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及为了摧毁权力以各种方式实现攻击的可能性。这只能通过直接行动的有组织的子结构来获得。当然，人们可以单独行动，但是在小组中行动意味着交流，意味着分享一个人的想法，发展伙伴关系，并形成无政府主义生活的第一个单元。在团队中，合作伙伴的能力被结合起来，增强游击队行动的作用和力量。小组的形成同样也包括一个人在情感和心理层面的基本欲望。在一个无政府主义小组中，一个人接受考验，在诸如友谊和团结的意义上，作出各种行为、经历各种状况。你分享共同的信念和愿望，因为你知道你身边的人不会在困境中退缩，你会一起经历，你会感觉这给你力量，使人充实。这种情况会让人释放一种巨大的动力，作为一个限定性的集群中的直接行动的个体，但同时也是作为小组本身。人们协作的努力，是一个持久的关系实验计划。不是在理论层面上，而是在实际情况中的不断运动中。在这种实验中，术语对计划的实施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这里，人们可以交流不同的看法和感觉，在社会的心脏聚集那些被疏离的关系。
加入一个小组的条件
在权力的敌对环境中形成的综合心理具有不同的方方面面，这经常会导致矛盾的产生。在小组形成时，一种持续的发展就是生效的赌注，集体的进化事关构成它的每个人的成长。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种计划比作社会的缩影，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条件下的现存物。在小组内部发展出的关系中，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那些时刻。分享那些能够挖掘个人内在最美丽的特征的行为。计划的这一方面是最重要的，它值得经受考验。问题是，我们都是这个权力世界的后代，被各种各样的专制行为束缚，它们甚至是我们的性格的方面。但是当我们理解并诚实面对这些方面时——在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观念下——就有可能限制和击溃它们。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一幅扭曲的画面想为我们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是“非暴力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否认我们的力量在一场征用的冲突中、在一场对法西斯的抗击中的暴力行为。同样，我们管理暴力工具，确保它不会成为我们心理（它在我们的关系中获得表达）上的一个永久的部分。接下来的问题是，发现与我们的伙伴相关的新的行为方式，释放我们自己的创造性和新颖性。现在，作为小组的一部分，这种努力超越了个人，并成为一个发挥内部影响的集体进程。一般来说，在激进地区，直接行动小组有不同的组织模式，这取决于其成员的政治观点。我们试着给它们分类，我们将识别出它们的两个基础。
第一种是承认内部层次的存在的操作模式。它有一个头领或中央委员会。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左派的共产主义组织中。第二种则是符合我们无政府主义价值观和前景的模式，它是一种协作配置的模式，它通过相同的过程作出决定，这个过程基于所有人一致认同的前景。在一些协作中，无政府主义的共识被推进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大多数的名义进行妥协，而更多的意味着同志之间所达到的共同立场，它并不影响我们对价值观的解释。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创造适当的条件，使得决策过程取得一个能够表达所有成员的意愿的结果。第一种模式不允许个体的进化。相反，它通过复制独裁主义的概念（层次结构、分配、预定义的角色）来保持他或她的否定性特征。这与一种攻击权力管理的等级系统的欲望是矛盾的，它不过是把你看待成一个主体，然后将你放回到一个被指挥的奴仆的位置。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权力转化通过一种“革命的方式”将我们识别为外来的（foreign），如果我们对现有体系造成了破坏，它就会对我们进行排除，因此我们把外来性（foreign）看作一种带有等级运作模式的“革命性”组织。等级层次的存在和接受是一种赋值的逻辑，稍后我们还会涉及这一点。
在一种关系中接受他或她自己作为一个下属的地位的人是与其成问题的自尊并存的，例如缺乏自信和疏离感，然而有时结合着个人煽动的努力却意味着他们自觉地放弃了他们的个体责任。在这两种情形中，他们本人都对个体施加压力，进而对整个小组的集体进程施加压力。这种模式伴随着对失败的接受和主动放弃，它是对无政府主义概念的敌对和敌视。这不是一种可以提升个人的可能性的组织模式，而仅仅是对他们进行管理。当然，等级制，无论是制度性的还是非正式性的，都存在于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它不但在友谊和爱情的关系中，而且在政治小组中得到体现。甚至强制执行的潜意识作用也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它是这个世界的产物，又或许是人类的本能。它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的一个方面。因此，即便在我们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模式中，非正式的等级制的表现也是存在的。无论是对个体而言还是对组织而言，这都是需要首先应对的问题之一。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为小组的发展确立无政府主义的条件，以避免将来的不愉快的情况。有了自我控制和小组内部的集体维护程序，我们就可以面对我们的专制方面的残余。我们可以将个人竞争的野心转化为同志之间富有成效的竞技，促进我们的事业，以及集体和个人的解放。即使是起因于权力世界的紧张局势，我们也能设法在瞬间加以限制，不至于令其成为永久状态。
通过我们所寻求的集体交流，任何表达这种态度的同志都承担起了他们的斗争和自我完善的任务，否则我们将走向与他们的决裂。对专制残余的接受并不是一种选择，因为从长远看，他们是我们内部酝酿和导致的当权派。因此，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要当机立断，以减轻将来所要面对的涉及到凝聚、操作和同志关系的问题。出于对这些关系的内部条件的考虑，关于集群的演化和个体决定与主动性的这两个问题，应被放到整个集体之中考量。作为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反对体系式的扩散控制，绝不向对我们的欲望的定义和规定我们的行动的框架屈服。从某种角度看，人们也可以把我们所参与的群体视为我们的欲望（根据它的条件）的一个限制条件。事实上，当一些人决定与权力斗争时，他们也是自愿地分享他们的欲望和自身的一部分的。在这里，重要的是对价值观、对群体关系的确定与不断审视。在决策和联合战略的发酵过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相同的世界观中持存并不总是可行的。不同的理论基础会慢慢地导致最初的分歧。显然，并非在打破价值的编码上，而是在某些选择上，即是说在非关键问题上有欲望和怪癖。
显然，并不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所有人就会对决定因素和实际结果有同样的政治判断。我们是不同的，我们的判断能力也不同。这里，处理好这类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的小小谦让和对职业化的一致厌恶。在健康和坦诚的同志关系中，在一致性当中，只要远离了永久的角色和权威，能力的不同就只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即便一个“影响”了我们的利己主义的共识，在后来也可以发展成覆盖性的，我们看到一个同志在不久之后的一件事上为互惠计而让步了。不是作为交换，而是作为对我们自己的能力的一种识别：在这个领域，我们能够比其他人提供更多的东西。这意味着，在小组的塑造中，有些人能够100%地给予，而有些人则相对少一些。欲望是普遍的，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色彩，在小组塑造和创作中，有些色彩会比其他色彩更吸引人。在真正的同伴关系中，利己主义必须保持它的创新的一面，既对个体又对团队的集体水平所有贡献。当我们确信另一个同志在辩证法的限制下与我们坚持相同的标准，让步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一致会是令人愉快的。为了管理我们的个人中心主义，一个重要的过程是通过我们的理解来激励其他有所坚持的同志。如果我们认为这种坚持比我们自己的政治分析更加完满，那我们显然就要默认和接受自己的错误。如果它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例如《审美价值公报》中的一句话，它不符合所有的人的口味，但也没有政治意图），不与我们的原则冲突，那么作出这种小让步还是值得的。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一种动机有悖我们的价值标准时，例如怯懦或对我们共同的愿望的背叛情绪，事情超出了我们的掌控并且代表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必须立即予以澄清。经过沟通，经过察别，如果我们发现小组中有个这样的人，那么就要通过对这个人的除名来昭告与他的决裂。因此，对于团队的决策和发展来说不严重的问题，是可以为了小组功能的缘故而免于计较的。但是，当问题涉及到价值观之时，结果就不能按照个人意愿强加给小组，反之亦然。如果一些同志没有去做一件事的绝对意愿，如果他们最终是被迫去做这件事，迫于环境或感情，那么他们就做不好。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不逼迫他人违心地作出决定或选择，这是一条共同的原则。
整个团队，即使要花上数小时的时间进行讨论，也必须落实它的决策。同志之间的争论与使用辩证法是不同的，通常，劝说是一种刑讯逼供的决策方法。前者是能动的和健康的，后者则是利用权威，这种技术性的劝导伴随着长期的负面影响。
我们要坚决使内部进程的健康基础远离政治游戏和同志之间的敌对行为。在罕见的情况下，即使在激烈的尝试之后我们最终会由于不可接受的决策而停滞不前，那也必须给个体的主动权留出空间。虽然没有达成一致，但两种不同的观点之间的互相激励属于共同价值准则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小组的总体崩溃，而是意味着我们按照自己的理由对这个特定的问题进行操作。那么，这就是人的意愿克服团队框架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尊重这种愿望，在必要之时，由于条件的关系，它必须存在于这种倡议的空间中。关于小组内的利己主义的界定的问题，我们得出了一些主要结论。在次要问题上的每一个小的让步，都让我们将小组的职能置于优先地位。出现关键问题时，我们力求通过交换意见和论据，作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和达成一致的决定。在这种情况难以实现时，就要给个体在特定问题上的主动权以空间。以上这些都是只有在我们确定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动机在我们共同的价值观的限度中时才是存在的。
目标
除了政治观点之间的关系之外，一个直接行动小组的创立还包含一个建立我们集体愿望的基地。一个基于这样的特殊协定：它不仅强调每一位同志的愿望中包含集体性，也强调集体目标中包含个人性的小组。在选择与之共事的同志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表面印象就做出决定。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试着理解引导他们产生合作的欲望的政治动机。
正是对参与小组的同志的谨慎的选择促进了整个项目整体的发展。在集体中我们个人的愿望是通过直接的非法行动对这个体系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摧毁，并使用一切方法去创造无政府状态。但也有一些个体加入非法小组的主要动机被局限在了尝试解决自身经济问题的方面。简单地说，他们寻求的只是在通过合作没收银行财产之后分得的收入。当其他人想要让行动实现时，却面临着在进攻中我们使用的方式的门槛不断降低，最终沦为符号化的行动的状况。关于一个小组行动以及发展方面出现的问题有许多例子。当一个小组内部不同成员间的愿望出现差异或者互相妨碍是，问题就产生了，在这个过程中小组的问题随之而生并最终导致决裂。小组成员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一致的，因为如果在目标方面存在差异，集体就会失去方向。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怪相是，想把行动向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的方向升级的人远远比希望行动向无政府主义城市游击队的方向升级的人要多。
如果选择武装抢劫的无政府主义者能以同样的频率进行其他武装行动的话，游击队的存在就会远比现在更引人注目了。不幸的是只有一小部分无政府主义劫掠者从武装没收开始，将他们的行动升级为纯政治行动即便从中无法获得利益。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武装进入银行，在交火中杀人或者死去，却不将他的武器对准统治我们的敌人射击。针对这个问题不乏答案与托辞。显然最大的原因是恐惧。警察在面对简单的抢劫事件时付出的力量远比在应付纯政治行为时要少。
在此说明，抢劫银行的选择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可以接受的，更是一个游击小组行动的必要且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行动的设计和实现，一些行动费用必须被满足，同时要考虑的还有成员的福利。自然，此举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是避免落入作为保证对体制忠诚的工具的工资奴役。
当工作与对无政府主义城市游击队的参与无关时，对工作的拒绝是另一种工作以及非法敛财的方式，其自身并不对体系构成威胁。我们想要将时间节约下来并完全用于革命事业。我们的愿望不局限于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提案，而是在将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方位的攻击时才能被实现。显然如今在希腊由于银行不断提升的安保力量，抢劫的选择变得困难起来，导致许多人选择放弃并与地下力量失去了这点仅有的联络，这种独有的选择的象征。
在此处列举一个人想要加入武装小组的不同诱因的例子，只是为了展示一个小组中拥有共同目标的重要性。如果一个有着更全面的进攻愿望的人同一个只关心劫掠的人建立一个小组的话，它在行动能力上自然而然地就会受到局限。如果两个人都有行动的愿望，但每一个人都对使用方法的局限有着不同的定义，举例来说：仅仅使用燃烧装置，它就会限制那些希望实行政治处决的同志。建立一个从一开始其行动就被限制在一个较低范围内的组织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因为绝对性只适用于理论而非生活，我们不认为一个人必须只是等待并推迟行动直到遇到完美的、如同上天派来一般的同志。相较于推迟，利用同志之间的各种协作反而更好，即便他们与我们的优先目标有所不同。此外，通过摩擦与共同的经历，使一个人认识到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也是一直存在的。
尽管，不悲观地说，人们总是倾向于简单的解决方式与确定性，而避免实现他们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的艰难道路。因此他们全部的问题便是寻找借口推迟行动，直到获得完美的小组和状况。而我们所说的无政府主义，意味着的则是此时此地。但我们希望集中注意力于这样一个观点：它认为与其选择一个从一开始就受局限的机会主义的组织，不如与相对缺乏经验的同志建立起具有发展前景的关系，即便前者在实践中看起来可能更富有经验。相比于我们与之几乎没有共同点的东西，为我们所真正认同的东西投资更加明智。所以我们必须试着从一开始就搞清楚我们的目标以便让每一位同志做出他/她自己的选择。对我们来说，目标是建立一个在行动中集合所有攻击模式的小组，它将是我们通过行动实现对这个世界的拒绝的愿望的工具。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们将继续集中注意力于在集体的进一步发展中可能表现出来的问题。
分配
另一个在多成员的小组中尤其容易出现的有趣的问题是对不同成员任务的分配。当一个人着手去做特殊的“工作”时，分配的过程和角色的特殊化都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样的特殊化—如果没有被破坏的话—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产生相应的问题。普遍认为小组中的成员并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因而一些人在某些领域相比其他人具有更强的能力也是合理的。由此引出的逻辑就是：一个人做某些事情做得更好并且确实去做的时候，也就提高了事情获得较好结果的几率。当然，因为除了结果之外，我们在一个小组中的目标是自我提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便会产生微妙的问题。
由同一个人一直完成某种特定的任务阻碍了小组中其他成员在这个方面的发展。因此，一面是更高的效率，而另一面则是每一位成员在小组中的个人发展。要解决这种困境，则需要对小组正确的管理和运作。当一个人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时，疏离的、利己的行为就可能在他（她）的身上出现并最终导致非正式的等级制度。
缺乏良知以及由于拥有某种知识或能力而相信自己相对于其他成员的优越性，只会导致受到与组织的疏离影响的行为。这满足了我们利己主义的消极方面并最终导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角色，进而各自在小组中形成相互分离的关系。这是一种排斥建立小组的逻辑的情况，并导致该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中产生裂痕。
当然，正如硬币总是有两面一样，对另一个人权威性的接受也是对自身对发展进程的影响的放弃。这是失败主义的一种形式以及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当然，当这种认可来自于一种授权代表的尝试的话就更为糟糕。在我们看来，由于恐惧或者懒惰而担心自己被分配某种任务，而将小组任务交给另一个人这种行为应该立即遭到反对，为此甚至可以不惜与产生这种态度的成员发生冲突。
提升知识的扩散程度并促进技能的发展并将其作为小组的基础，会对我们避免自我以及微型官僚主义的陷阱有所帮助。
拥有某方面的知识或者技能的人必须将其传播给小组中的其他成员。传播者的自私或是接受者的冷漠都绝不应该出现。
知识不应成为某个人的所有物。只有通过交流，我们才能促进每一位成员的发展并进而推广到整个小组。
在这个进程中，在某些方面知道的更多的、起引领作用的个体的意见可能会被赋予更大的重要性，但他们绝不会像完人或专家一样工作。我们应该将小组的进展基于组员通过实践、持续不间断的在新的知识领域学习。
让我们将自己投身同志之间高尚的竞争，这将是进步的额外动力。更何况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数码时代里信息在我们四周随处可寻。
缺失的是获取这些知识的渴望。如果一个人真的对无政府主义游击队感兴趣的话，他必须拓宽他的知识，利用科技来反对它的拥有者，并用一切手段来升级他或她的行动。
以亲和力以及所有人的认可为借口，认为无政府主义行动应当具有上限是荒谬的。因为最终那个上限会限制的只是个人和小组提升的潜能。只要给予适当的关注，任何进攻的手段都是适用的。某些理论提出的选择影响较小的攻击方式的努力无益于解决工作特殊化的问题。
通常这只是出于法律感以及对镇压的恐惧的借口而已，只是披上了理论的外衣。这并不是一个只使用符号化的手段就能解决的实用问题。这是一个需要个人和集体意识，以及对强化针对国家和它的结构的无政府主义进攻的渴望的政治问题。
这种学习的行为除了能在同志间形成良好的关系之外还有其他的实用关联，每一个同志都分别发展了其技能并提升了能力。在我们行动的过程中每一位同志都有被逮捕或杀死的可能性，如果你是唯一一个掌握了小组在某次行动中的关键技能的人，而其他人只是旁观者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异常艰难。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小组中只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偷车或者生产炸弹，失去他（她）所造成的损害将是巨大的，其他成员在继续行动方面将面临严重的问题。
相反，当我们都开拓知识并学习技能时，小组在面临艰难处境时的能力就会提高。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为手段的发展设限，而是让所有成员在实践中使用这些手段并提升他们的能力。只有这样，小组中的任何一员都拥有组织所有方面所需要的知识与技巧才会成为可能。
关系的“化学”及其实际应用
我们对加入一个组织的渴望和选择并不只是为了成为一个对权威体系进攻的工具的一部分。随着一个无政府主义小组的成立我们希望基于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和相同的行动经历建立伙伴关系。这是建立一个组织不可或缺的核心以及进一步实际行动的基础。随着这段伙伴关系的进展，显然每一个个体与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将会发展出不同的关系。
建立一个共有平台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发酵和在共同的经历和行动中产生的摩擦，同每一个个体独有的特质一起，在每一段关系中产生了不同的“化学反应”。任何两人人都不会是完全相同的是无疑的事实。在某些人之间会产生比其他人对关系更好的理解、更多的欣赏和对情况更好的看法。相同的过去、接近的年龄或经历是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数十个原因中的几个。所有这些是独立于在小组中所有成员之间的相互欣赏和伙伴关系的，而后者正是小组存在所需的基本条件。作为个体之间协作的结果，关系的化学反应拥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并且难以被理性所决定。
强行让情况去契合一种理想化的状况，其中小组内所有成员去其他人之间都具有相同的关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些事情，例如既是同志又是好友的成员之间强劲的纽带，我们应当予以承认并专注于以可能的、最好的方式管理它，以使这种友谊不会介入并为一些在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改变小组的性质的情形辩护。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相比情形简单清晰的只有两三个成员的单元，更加适用于多成员的小组。与面对任何产生的问题一样，在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利用从过去的经历中总结出的概念并，寻求解决当下问题且避免将来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
通常认为个体之间不同关系的存在会最终影响我们的行动，而这就是问题所在。在实践中存在类似的情形，举例来说，试图让两名关系并不理想的小组成员进行某项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良好化学反应”的缺少，可能会导致合作的困难，并由此削弱了他们的潜力。这减小了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并使行动可能受到不可预见的因素的损害。每一个计划，即使再详细、准备再充分，也会有无法被它所预见的不确定性存在。这种问题在行动中有时被掩盖了，因为进行特定行动的个体具有主动性和做出反应的能力。直接的反应和迅速的主动性的核心是以良好的合作为基础的，当出现了紧急和不可预见的情况时，成员之间的化学反应便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缺少这个元素的话，很可能不同的主动性之间会产生有问题的结合，进而导致失败。有时在极短的时间内同伴必须同心行动并以相同的策略来同步他们的行动，由此来合作并成功。
我们必须理解同志之间的化学反应并不是能通过简单地“添加”行动所需的技能决定的。他们之间的摩擦、经历以及对每一个人的独有特质的了解是合作中能够提升成功率的重要因素中的一部分。同伴关系需要随着时间发展，并且以对各人的了解和熟悉程度为基础。我们无法强制这个过程加速。我们能做的只是建立对这个进程有利的各种条件。
整个推论将我们引向了对建立实现具体行动的分小组的问题的小心对待。我们应该将同志之间的关系作为选择进行行动的人选时的一个因素。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一个本来具有进行某项行动所必需的技能的成员，在和某人的分小组中却由于糟糕的合作而无法完成。我们可以基于在其中行动的成员最好的化学反应，促进个人之间非正式分小组的形成。当之前提到的小组全体成员之间相互的伙伴关系的纽带存在时，这种情况（指分小组的形成）就并不具有破坏性。通过由集体的行动和决定保持的、组织的共同方向，我们可以防止非正式等级制度的出现并由此保有小组的相容性。这样的行动小组的模式为支持整个进程的、相对自治的并且学会了协同工作的组织提供了可能性。由此，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这种在关系并不理想的小组成员之间强制性的协调，在同伴之间产生了更强的联系并避免了摩擦。
重要且值得额外关注的是我们需要避免这种模式在同志之间产生距离。在对有严重问题的关系的同志之间使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那些情形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处理。这种模式的目的只是用可能的最好的方式来利用以一个人与其他同伴之间的化学反应产生的机遇，而不仅仅是以其能力作为指标。这样，他们就能在发展的各个方面找到富饶的沃土。当然，建立两个水平完全不同，其中一个集中了最具潜力的成员而另一个的成员普遍缺乏经验的具有不同核心小组是不可理喻的。
我们所谈及的是建立尊重组织的基本原则的、等价的单元，以及每一位成员在行动过程中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所有事情是由全体同志的共同决定运作的，并防止破坏性的倾向的出现。
总结来说，我们的目标在小组内分别提升作为集体的进化的先决条件的、每一个个体之间的关系。
对关系与决裂的管理
在小组的进化过程中，由于共同经历中产生的摩擦，我们也与同志之间走得更近了。我们互相之间变得更加了解，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建立起更强有力的关系。显然，与之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他们，甚至我们自己的性格的更多方面。处于困境的人会显露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在面对紧张时刻时，一个人的反应会向所有人展示他（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抵消了简单的借口和平静，而正是它们导致了一种懈怠感的产生，并最终将小组引向“非政治化”。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赞同程度或者某些单一的事例就对其人下总体的定论。某个人在困境中的态度能更有效地帮助我们塑造对其的看法。当一个人进行一次某种行为之后，他极有可能会在将来重复这种行为，尤其是那些有消极影响的行为。此外，对某人未来行为最准确的预估正是来自于对其过去的了解与理解。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一个人积极或消极的评价都必须是他们总体发展的结果，而不能局限于对单个事件的评价。负面的品质，作为对我们生活并发展于其中的社会的疏离的产物，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当中。由趋利避害性、对其他成员缺乏责任感以及自私所导致的行为，一般来说仍是会在小组中存在的元素。这种行为在发展中唯一的正道是觉悟以及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因此我们试着-通过对我们自己和同志的理解-限制并消除疏离的行为与动机。
我们绝不能落入辩护的陷阱。对某些人行为的动机的理解并不是为他们的行为辩护，而是试图改变它的基础。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罪于状况、时机或者其他任何与当事人无关的客观因素。相容性是一个亲密小组和非正式网络的关键特征。它是一样我们寻求的东西，且应当基于诚信以及对共同的价值观的接受。当我们试图理解同志的问题行为时，我们不能——基于一种错误的团结感——通过自我欺骗将这些问题搁置，试图避免打乱我们的关系因而假装一切正常。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并且会在未来在小组的基础上产生问题。将真正的问题行为和缺乏“化学反应”与密切关系造成的结果相区分是必要的。每一种个性都是独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被他人当作荒唐的特质。当我们意识到某些行为是来源于违背我们良知和价值体系的诱因时，真正的问题才会产生。
我们不能忽视产生的问题，否则便会破坏基于诚实的关系的总体行动。我们对此的管理必须清晰且直接。当我们感觉到某些问题时，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对我们认为具有问题行为的个人以及其它所有组员，进行即时且直接的交流。通过我们的这种努力有可能使得当事人获得机会去发现并纠正错误。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也会让我们确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是否正确，即通过在与之交流我们的观点并陈述看法时观察他们的反应。这种反应对于澄清情况来说是决定性的。或许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且在总结情况时过于夸大。最后，如果我们的努力失败了，便会引向下一个步骤，即与他们的立即决裂。
在这种最后的方案中，决裂必须是小组的集体决定。组织是基于相容性的，而没有中庸之道或者容忍的选项。当一个人被认为同其他组员具有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采取坚定的立场是每一位组员个人的责任。在面对此类事件时冷淡的感觉是不合适的，一切都需要清晰。否则消极性、压抑和偏见就会被嫁接于本应基于诚实的关系之上。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有时关系密切的人心中会产生冲突，他们无法将之前的伙伴关系转变为无关的关系。这通常会产生来源于对作为前者的较为亲近的同志的处理的不满和失望的，一种敌对的氛围。因此，以一种明确的方式，每一位成员都必须意识到自己在集体内部所肩负的个人责任，因为未来是如此的不确定。
这种对自身责任的意识，加上完全的诚实，是在一个或几个小组成员产生问题行为之后解决问题的基础。概括来说，我们意识到只有我们严格地对自己和其他形成组织的成员进行判断，我们才能同时为组织的进化打下基础并避免未来的问题。我们需要对行动的诱因进行即时的确认，而且我们永远不能满足于早先的发现。最后，当问题出现并影响我们的价值体系时，我们应通过真诚的交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解决。
对“显而易见”的误解
在一个固定的小组中可能会出现一种问题，而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种组织模式的畸形产物，即对“不证自明”的误解。当你与一位同志有过共同的经历以及紧张的时刻时，你对其的印象产生“固化”是很正常的。在共有的道路进行到某一阶段之后，你对一名亲近的同志的看法可能会被“自动化”。我们不再质疑他们的动机，也不再关注他们的思考方式。我们感到，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感觉也是合适的，我们对每一位同志已经分别有了保险的结论。这似乎是合理而有用的，因为如果每一天你都需要确认将你与同志连接起来的基本价值的话，这个过程将会相当冗长而且缺乏实用价值。
然而，在这里，我们的问题就出现了。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他或她有自己的考虑、愿望和思维方式。但他们也会受到所处的状况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产生的结果在每一个人身上又都是不同的。即便我们与身边的某人经历了相同的状况，也不代表我们最终就会归结于同样的结果。因此我们误以为显而易见的，在某一个时刻、状况不同时达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在其他的情况下，一切都仍会在同一个方向。
而最大的挫败，是当一名亲近的同志在面对状况时的行为与我们的标准不相一致，而我们之前却错误地认为达成了共识。我们可以尝试用正确的、基于关系的小组管理来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对这种情况的避免的关键主要在于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是在我们组合以产生一个组织时。那个时刻便是，就像我们之前提及的一样，愿望和动机必须被阐明的时候。那个时刻便是我们确定在同志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我们可以基于其建立我们的集体行动的基础的时刻。除了纯粹的理论性的问题之外，建立我们整个行动的实用性的扩展也同样重要。
我们认为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全都同意当关键问题产生时，应当集体坚持的态度。其中一个便是当被逮捕并因我们的行动被追究政治责任时，所应采取的行为。对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在较早的时候就达成共识，以便基于被捕时可能产生的情形确定共同的立场。当然，我们不能将需要达成共识的情况仅仅局限于我们行动的后果方面。
有许多未曾预料的情况可能需要我们的处理，例如在逮捕令或者法院传票到来之后对违法行为的罪名的选择等等…这种对潜在场景的同志之间的探讨是非常必要的。它让我们得以有所准备并将我们置于一个思考过程之中，使这些必要的准备在中立时期即可完成，而非处于特定情形中政权的压力之下。因此，我们可以达成冷静而有意识的决定，相比于情况已经发生时在压力之下做决定，在情况发生的时候可以采取更合理的反应。同时，通过这些讨论我们会对亲近的同志有更多的了解，而这要么能够提升小组的协作性，要么至少也能让我们知道自己身边的人所想的是什么。可能导致我们形成错误的固定印象的假设不会再困扰我们，相反明确的共识会通过交流达成，使每一个人接受某个价值体系。
而第二个关键时间点则是在被认为是显然的印象与长时间的接触、发酵与共存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相抵触的时候。
在正常情况下，在前一个时间点、即一个小组刚刚成立的时刻，我们应当已经就决定性的问题澄清了我们的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的愿望、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甚至思考方式在受到可能的新情况影响时，或许会发生变化。因此那些基于看似合理的想法的连续性的“显然”的事物，对每一个成员来说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一味地基于在情况不同时形成的共同基础来考虑问题或许会把我们引入错误的结论的陷阱。能够理解我们同志的变化，并通过直接展现出我们对他们偏离我们的共同航向的关注，以避免误解是重要的。我们应当周期性地重启我们关于关键问题的讨论，已再次确认我们共同的推论。这不仅是为了使组织的思想避免堕入教条主义，也是为了记住我们对此共同的承诺。但当某人的变化真的达到了我们认为有严重问题的程度时，与他的决裂最好在行动的停滞时期进行，而不是在例如逮捕之类的紧张时期进行。显然，有异议的个人提出异议并将其作为一个集体进程是符合逻辑的，因为这并非是始终如一地坚持着共同协定的个人的责任。因为我们并不在乎什么是典型的正确，而是结果以及对相似问题的预防。我们在小组中展开对话时必须拥有主动性来保护小组和自身。总的来说，我们不能依赖“显而易见”的估计，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迟早会感受到强烈的挫败。
当我们察觉到同志的变化时我们应该直接并且集体地与他们交流，以避免未来可能产生的问题。不要受困于日常的印象，因为当参数发生变化时我们无法再做出准确的估计。我们达成共识，并将它作为我们小组的核心。
组织的结构
另一个具有技术本质的问题，其处理具有纯粹的政治特色，即组织的结构模式：而它又与组织的功能性、扩散的视角和对与共谋有关的规则的服从有关。首先，我们认为有最大机会产生所有构造的可能性，并为有意识的人提供一个发展的沃土的提议是一个具有稳定结构的组织。这是一个具有相容性的基础，它会为同志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提供条件，并在其中展现出我们无政府主义信念实现的前景。在其中会产生出基于诚信的关系、同志之间的友谊和对行动的共同的激情。而这一切都由使项目得以持续并逐渐发展的手段来加强，并由此获得真正的进步的机会——而不像一个约束我们长远前景的临时性组织。将一个非正式群体的有效期固定为完成作为其生成目的的行动之后，会为组成它的同志带来挫败的经验以及一种不满足感。这种促进机会主义的遭遇战局限于单个的主题或者单一问题的逻辑，并且将自行解散作为一个明显而必要的程序，因此在多个方面都会带来问题。它没有为集体积累属于自己的经验提供机会，也阻碍了拥有发展整个项目的愿望的个人，去超越在行动持续的过程中所面对的错误与问题。它把作为终身选择的进攻变成了一种爱好、一个行为和一种工作。它促进了虚假的、即用即弃的关系，与时间以及持续所能创造的恰恰相反。就好像你只是部分认知到了、并因此低估了整体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因此缺乏深度并破坏了为同志创造有意义的思想的努力。通常来说，这种概念甚至不是来自于演变为稳定的企业（由此等级制度）的方向上的、已经存在的自省的产物，而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圈子也浸泡其中的，充满恐惧的文化的产物。一个稳定的结构，恰恰是因为它提升了情况产生发展的潜力，因此一直是压迫所针对的目标。但是恐惧不能使我们拒绝具有前景的组织形式，不能使我们因为惧怕成为警察的目标就促进自己向较低下的方向发展。
压迫对我们采取的行动应该促使我们提升单位、群体和组织的安全条件，而不是拒绝自身的加强并是我们的能力发展刹车。
我们相信每一个无政府主义游击队都是在行动领域锻造出来的关系的实验。每一个实验都可能会有好几个失败的理由。一种理想的秘方是不存在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试着在并行中，通过学习他人以及我们自己的过往经验来取得进步。我们所经历的任何失败都不应该使我们否认组织的逻辑以及游击小组的建立。在每一次新的尝试中我们都会修正我们认为导致上一次失败的原因。即便一个小组因为某些原因，最终成为了一个临时性的投机组织，它也不会同那些从一开始就把行动置于一个较低标准的组织（如同我们曾经定义过的那样）相同。而这里也显示出了由发展促使的、必要的批评和由对政治的恐惧驱使的、消极的批评的区别。所以是的，我们的目标即是促进稳定的进攻性结构的生成。这种想法自然的发展即是这个由我们建立的组织的一个固定的名称的存在。就像在采取行动时将这些行动定名为杂志问题、广播站的行动等，我们的项目也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它是一种自我定义的需求的体现，也是一种在用为主流生活方式服务的标准同化并决定我们的社会中，自身多样性的体现。我们并不满足于一个使我们的个性和特异性变得平坦的标签。我们既不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能被“斗争在继续”这样的流行词或者任何人的签名内容所定义。
因此，我们选择了我们前景的持续性，因为行动本身并不能“代表”它自己。在任何我们实现的行动中对责任的担负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单独的行动并不能仅仅通过其选择的目的、时间等就传递具有象征作用的消息。问题在于它们经过不同的理解之后可能会变得如此不同，以至于信息的传递不完全，并导致对某人的动机的错误理解。只有当行为的执行者本人，以其原本的语言描述促使其做出某种行为的理由时，交流才是有效的。我们的行动是我们愿望与选择的结果。而权力总是试着展现错误的情况以服务自身的利益。当它觉得某些行动会传播它竭力掩盖的反叛的火花时，就会将直接行动本身与行为者的动机割裂开来。它想要通过各种媒介来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展示行动。但在每一次行动中都隐藏着为了其实现而让自己的生命和自由处于危险当中的个体。我们希望借此来传播我们的理念。而这将被我们通过表达自己的言词来实现。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寻找同志，而不是毫无骨气、只知鼓掌欢呼的人或者一种肤浅的、表面的接受氛围。我们对愿意听取的人言说。对于这个，也有建议直接行动行为者保持沉默的看法。这种来自“我们”阵营的想法同样起源于对我们之前提到的压迫的恐惧。事实上，这是那些直接行动作为他们实践的一部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之一。他们害怕兼具言词与行动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会导致针对整个无政府主义的压迫的增强，因为权力将其整体都当作直接行动行为者的归属。因此，官方的无政府主义将理论与实践分开，同时为权力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使他们未能避免压迫而感到委屈。
但我们不需要让改良派的恐惧来决定我们的愿望和选择。我们的言词和行动是永远连接着的。
通过这些，我们试图带来混乱的因素并破坏权利的平衡，通过开启封装着所有可能性的袋子来在已经确立的思维方式上产生裂痕。这是我们行动的一个基本目标。破坏社会思考的平缓水流的努力，也许会引领一些个体，使之更加接近传播无政府主义战争以及摧毁权力的意识。重回正题，我们应该将稳定结构的存在与我们所渴望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而这种传播又将通过两个不同的层次的方式上演。首先，通过负责声明和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言词和传播的概念到达了他人之处，并刺激他们思考。这甚至可能成为一个个体在被我们的实践刺激思考之后，升级自己的行动手段的附加诱因。而另一个层面的传播则是当与希望有所行动的人有直接联系或者个人关系时。问题也因之产生了，我们应如何在新同志增加时合理地管理我们组织规模的扩大？这里，在与新同志接近并合作的良好愿望之外，也存在着安全性和必要的保密性的问题。一个稳定结构的存在不应被误解并被误当作是中央化管理。
我们不相信一个组织应该只将提升其成员数量作为目标。这不仅会在实用层面产生问题，因为这会不可避免地破坏安全规则，在行动层面也会演变为一个笨重的形状，在面对具体状况时缺乏速度与效率。它最终会使用更加官僚化的手段，因为过大的成员数量可能会为对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信念抱有敌意的行为打开后门。
我们的意见是小型而灵活的单元和小组比一个中心化的组织更好。就像我们曾经提及的那样，即使在条件与状况使我们的小组包含了比我们认为能承载的数量更多的成员，为了相容性与效率，我们也应在小组内部建立更多更小的单元。由于使所有的成员能够分别地同时展开工作，这种方法提升了整个小组的效率，哪怕只是将小组简单地分成两个或三个更小的、着手做不同工作的单元。
举例来说：在一个单元筹划一次劫掠来为组织提供资金时，另一个单元则进行一项与小组的集体共识相一致的政治行动。当然，在这种一个小组拥有多个单元的模式中，在这些单元独立地计划行动的同时也应保持有这样的一个进程：即全体成员的集会，在其中他们可以讨论所有问题并最终确定出小组的总体的共同策略。这个模式也会促进对希望加入无政府主义城市游击队，并与我们协作的个人的安置以及其相应单元的建立。所以当一个新同志与我们取得联系时，最好先经历一个“试用期”，在一个有3到4人的单元里，通过接触与行动，其本人和其他同志都能弄清楚是否对协作有着相同的渴望。通过这种方式，在安全方面我们也保有了某种类似“防水隔间”的东西，因为新同志只会与小组的一部分产生接触。因此通过这一个临时的阶段我们确保了整个结构不会暴露，且如果我们最终选择不再推进与某个新同志的合作，也最大程度减少了我们安全方面的漏洞。
这些试用性质的单元，显然会与基本组织有所区别，而且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让新成员缓慢加入无政府主义城市游击队的方式。此外基本组织的以及试用性单元的整个项目都是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盟网络以及我们为废除权力进行的总体斗争的保护伞。但在本文中我们暂不讨论这个问题。
通过这种试用性单元的模式我们解决了安全地吸收新成员的问题，也创造了额外的可能性的前景。所以如果除了希望加入的人之外，其他同志也都同意的话，这个试用性单元就可以转变为一个固定的单元。因而这个进程就不需要被中止，而是在组织内部建立一个与其他单元完全平等的独立单元。但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仅仅试图增加自己的数量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一个单元没有自身实质性的前景，且完全依赖于来自基本组织的个体时，保有这样的单元是毫无道理的。因为那些个人就需要同时处于两个进程当中，这不仅艰苦、费时，长远来看也会产生安全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决定留下小组中的一些人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单元是否有前景，抑或只是将这个单元中的一些成员吸收到基本组织中。
这个进程，由于感觉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又可能会产生一些微妙的问题。
同志之间的碎片化造成的影响，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基于他们在行动方面的知识水平的分级。一种将小组成员基于他们的知识归入各种类别的现实。这也许会为我们试图避免的官僚化的行为的产生提供土壤。但是为了安全方面的问题，在管理关于行动的知识时，这样的处理又似乎是必要的。直接行动的选择需要保密性和紧密的安全性。现在问题即在于如何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进行恰如其分的处理。通过组织的进程和同志的自控我们必须确认，这种保密性不会滋养小组内部的问题行为。
总结来说，我们意识到同我们的无政府主义概念一起，我们同时也提出了关于如何组织一个直接行动单元的提议。
我们发现通过感知以及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价值，可以使得保密性和功能性的平衡在其内部产生。 没有关于对于错的指示，我们也没有做出关于任何事情的规定。关于如何使我们的愿望组织起来以及避免在实践中让我们的思考方式背离其本质，是一个永恒的实验。我们接受风险，并通过试图从我们的经验中学习来进步。
结语
在总结以上对于思想的简洁的捕捉以及对于个人和小组的问题的反响时，我们希望澄清一些可能在阅读文章过程中会被误解的问题。
我们试图对正在进行的、关于无政府主义概念的发展的对话做出贡献，并提出了我们自己的看法，尽管如今从某些角度来看这已是禁忌。
这篇文章仅仅是在刺激这个对话的持续以及进一步的发展。它是航海图式的，从某些方面讲有些散乱，将基于经验或评价的思想整合在一起。我们相信要达成某个目标有不止一种方式。历史已经表明了，起点和经历完全不同的两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却可能在共同的、行动起来以反对权力的愿望下相遇。每一个人雕刻出自己的路径。
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利用这些经验，来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避免有问题的状况。在这篇文章中的某些部分，我们将问题提出得相当简单，因此有可能导致对我们观点的错误理解。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与我们言说的对象有一个足够接近的感知基础，因此我们认为有些问题无需加以过多说明。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引起思考。让它被当作同志之间诚挚的对话，因此我们也希望这个对话能够在他人那里继续，并促进无政府主义概念的进化。
GerasimosTsakalos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December 2015
Special Underground Wing, Korydallos Prison
Athens, Gree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