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通常我对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怎么热衷,所以很少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不过为了做进一步的澄清,这里我将以自己角度来评估“星丛”这个概念。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不能把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与当代的一些激进运动混同起来。理由如下。

一些人常常认为“星丛”是“非同一性”的,理由是阿多诺批判了黑格尔的总体观念。首先阿多诺对黑格尔的批判有许多可取之处,因为正是这些观念——承认、调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有机体等等,导致了纳粹的反犹主义。仅就这一点而言,阿多诺似乎比许多中国的黑格尔主义者有许多优点——后者完全是对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照单全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此,似乎只要强调其中的“非同一性”,那么就能完美的解决有关现代性自身的问题。

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星丛仍然不能否认它的同一性。原因就在于批判理论的康德预设:对启蒙主义与现代性的批判,仍然从属于康德提出的“什么是真知”的命题的子集。这就是为什么福柯常常提到康德的“何为启蒙”这个话题,因为批判理论只是对问题的重演,想要通过批判来塑造“更好的”公民道德。这种思潮也并不是德国的某一学派的专利,把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尝试同样发生在拉康的语境中。例如,在《逻辑时间》[1]里,拉康设想了一个囚徒困境,通过这个思想实验,“主体”的局限性被揭示出来——似乎总是存在着所谓的“系统性误认”,它从群体中诞生,并且导致社会的“不理性”氛围。也就是说,它仍然是对“认识”的批判,并且继承康德的事业。因此,通过黑格尔、弗洛伊德、马克思、本雅明等人的学说,阿多诺在启蒙与现代性范式的语境中提出“星丛”的概念,旨在为非同一性与同一性之间建立辩证关系。

星丛把乌托邦作为一个愿景来提出的目的是延续传统革命观念——来自卢梭和法国大革命——只不过问题在于,它不会放弃革命的解释权。像情境主义的诗歌与日常生活的革命实际上是超出了传统,暴动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同样不在范畴之内。相比于卢梭,它愿意提出非同一性的批判,以便构筑“更好的”道德;相比于尼采,它又愿意坚持对“正确的”道德肯定。就好比说只有面对某个封建国家或专制帝国的时候,它的革命观念才会发挥作用,面对资本主义与现代性问题时,它仅构成一种当代市民活动家的“反抗”,不是当代激进主义的基础,而是改良主义。

因此,星丛只是一个批判性的虚弱概念,重复诺斯替主义并缺少实在性。如果把它化作一个“概念人物”,便只会像苏格拉底那样不断地发问,而不会像查拉图斯特拉那样下山游历并提出疯狂的观点。它与现代性的关系是批判与同义反复,而不是瓦解其中的权力机制——因而也就促成了哈贝马斯在轰炸南联盟时期的论调。

最终,星丛仍然是辩证法的再现。阿多诺所谓的否定辩证法,远不及麦克斯·施蒂纳的否定——后者正意味着对市民社会道德的否定与行动——两者绝对不应混同起来。这种再现,是从现代性的权力机制中产生的,但是它却仅仅力求构建“正确的”批判,缺少创造性,并且极力掩盖权力的生产机制与“装置”。因此,星丛只是从个人层面再现了现代性中权力的一切。我们不妨把星丛看做一个神经网络,它通过分布式表征和对抗性生成网络来运作。正是这种表征和对抗构成了星丛。首先,它把属性当作主体,制造了一种对个人主权的想象;其次,又把诸关系当作一个大结构的构成;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机器。然而这种社会机器受制于批判话语,并且不断地再现权力,以便让暴君总是不断卷土重来。在这些批判理论家的话语中,北约甚至成为救命稻草。

福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异议的。在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时,他们究竟在说什么?福柯表示不知道。因为它只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之间做了一个辩证法的归纳,然后断言存在一种时代的转折。但这是一个荒谬的观念,因为尼采是“不合时宜”的:在现代之中,既承载者过去,也面向未来。难道现代性中没有尼采,只有法兰克福学派,或者仅被新教改革与黑格尔垄断?无疑事情总是多元的,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它的权力时,不同的异议也在发展,就好比在卢梭的一旁还有更优秀的休谟。最大的不同在于,黑格尔只是柏拉图的注释与变形,而尼采划分两个时代。

但是批判理论家们始终极力忽视这些,他们只会不断地把问题的结症归结在异议者身上——倒果为因——然后让大众与文化生产归附到主体模式中,为此不惜动用武力。或者像齐泽克,造谣、侮辱和诽谤,在镜头面前歇斯底里。而这就叫做——现代偏执狂。

[1] 值得一提的是,拉康提出的逻辑时间并不是对逻辑与哲学的时间观念的探讨,而是提出“若干囚徒在困境中”三个认知时刻的时间序列。